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中，华夏各地都以自己的特产名扬天下。诸如西凉良马、益州锦缎、江南铜器等等，不可胜数。

而在这些“名优产品”制造基地中，颍川（今河南许昌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它的特产是——人才。

颍川奇才的代表 荀彧与郭嘉（军师联盟剧照）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黄巾之乱”起，到西晋南下吞灭东吴的九十余年时间里，从颍川郡走出，并在史书上留下了自己事迹的士人有七十余位，与毗邻此地的汝南郡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强的人才生产基地。

部分颍川士人代表

但是，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当时的汝南郡治下有三十七个县，面积大约在37000平方公里左右，而颍川郡则只有十七个县，面积11000平方公里左右，面积竟然还不到汝南的三分之一。

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区域之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一时俊杰呢？

一、颍川的沿革与地理环境

根据《太平寰宇记》等史料记载，在战国时期，颍川地区属于韩国。当秦始皇开始实施一统大业时，与之毗邻的韩国成为了六国中第一个覆灭的国家，之后秦始皇在此地设置郡县，由于境内有颖水存在，这也就成为了颍川郡名称的来源。

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西汉时期的颍川郡，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州），位置大约包括了现今河南登封、宝丰、鄢陵、长葛、舞阳等地之间的区域。到了东汉时期，颍川郡的面积较西汉时略有所扩大，但总体区域仍然保持不变。

颍川所在区域

这一地区虽然面积不大，但在两汉时期，却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人多。

从以上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西汉时期的颍川郡，人口就达到了两百万人以上，到了东汉年间，由于两汉更替间的战乱等原因，颍川郡人口较之前有所减少，但仍然保持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按照东汉全盛时期五千万人口左右的规模计算，颍川郡占东汉全国人口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

这样的比例虽然看着不起眼，但如果以现今的接近14亿人口来折算的话，颍川郡相当于拥有四千二百万人口，妥妥属于特大型城市——这一折算方式虽然并不是完全科学，但依然能够从侧面反映出颍川郡在两汉时期的人口稠密程度。

颍川郡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较低的生产水平下，拥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是与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

在先秦及两汉时期，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整个王朝的经济中心地带，而颍川又正好居于这一地带的中心区域，号称“天下之中”，自然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

从地理环境来看，颍川西面背靠伏牛山脉，东边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区，同时又有颖水穿境而过，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从气候条件来看，按照竺可桢所绘制的《中国五千年气温变迁图》的记载，从秦朝到两汉，整个中国大致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颍川一带的气候与当今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气候较为类似，利于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

从秦汉时期起，朝廷就相当重视颍川地区的水利建设。两汉时期，这里先后建起了“江陂”、“大崇陂”、“次塘”等水利工程（《水经注校正.颖水》），为这一时期颍川的农业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保障条件。

此外，颍川农业大发展还有另一重利好原因——铁。从西汉时期起，颍川就是中原地区重要的铁矿产地和冶铁中心之一，西汉朝廷还专门在此设置“铁官”管理铁器生产，铁器农具的大量普及，有效推动了颍川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代铁质农具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颍川郡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原大郡，与这些因素的加持是密不可分的。

二、“奇士”辈出的基础——颍川士人的特殊气质

汉末三国时期，颍川地区之所以“奇士辈出”，除了“乱世造英雄”的时代背景之外，颍川士人集体所具备的独特气质是形成这一奇异现象的主要原因。

关于颍川地区的人文风貌，史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在这些史料中，反映出了几个情况：

其一，由于颍川位于韩国故地，是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发源地，形成了“好文法”、“高仕宦”的风气，同时，法家“重权谋”的特点也被此地士人继承了下来，成为了此地多谋士的思想基础。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其二，秦朝时期，颍川地区流入了大量被称为“不轨之徒”的外来人口，这些人的涌入，使得颍川地区的民风由质朴转为剽悍，“贪遴争讼”，难以管理。

正因如此，西汉期间，朝廷根据颍川地区的这些特点，专门任用了大量“能吏”来治理颍川郡，其中较为出名的有赵广汉、韩延寿、黄霸等人。

根据史料记载，赵广汉于西汉宣帝时期任颍川郡守，在任期间，他根据当地豪族相互勾连、结亲，以至法令不行的情况，故意在当地豪族之间挑起矛盾，鼓励豪族间相互告发，以达到分化瓦解豪族势力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颍川地区的不良风气，但也产生了“民多怨仇”的副作用。

在赵广汉之后，韩延寿和黄霸相继担任颍川郡守，这两人在任期间，一改赵广汉以权谋御民的施政方针，转而以儒家礼法行教化之道，大力建设县学等教育机构，同时充分尊重颍川当地士人，依靠德高望重的乡贤来治理地方，此外，韩延寿和黄霸注重吏治，以官吏的廉洁贤德作为任用、考核的标准，并以官员为榜样，使颍川地区的民风得到了极大好转。

这些郡守的为政之道，在颍川地区，特别是地方士族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促进了“注重教育”这一风气的形成。

在汉代，“明经”是士人做官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历来以“高仕宦”为风尚的颍川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积极求学以图进取的士人。此外，东汉以来，大量经学家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纷纷开馆授徒，建立私学，甚至出现了“编牒不下万人”的盛况。（《后汉书.儒林列传》）

根据史料记载，东汉年间在颍川地区开设私学的著名学者有李膺、郭躬、荀淑、陈寔等，这些名士收徒规模大小不等，多至上千、少至几百，培养了大量立志仕途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就是日后“颍川奇士”的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汉以儒学为正统，但在这些颍川学者的私学当中，却仍然大量保留着法家“以律治国”的思想结晶，这些思想与儒家礼法相结合，就形成了颍川士人善于论辩、不拘一格、注重经世致用的风骨。

颍川士人的独特气质，为他们提供了进行政治活动的丰富才能，也使他们形成了政治嗅觉敏锐、热衷权谋斗争特点，因此，当汉末乱世到来时，颍川士人们闻风而动，成为了乱世舞台上最为独特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读史方舆纪要》

《太平寰宇记》

《水经注校注》

《盐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