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财政管理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一、义利统一，以义理财

宋代以前，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义利观主要是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或先义后利。宋代李觏、王安石和叶适等对传统的主流义利观提出挑战，主张义利统一，大胆肯定求利的正当性、合理性，但又主张以义来规范求利，即以义理财；成其利，致其义等。今天，我们如果扬弃宋代的义利统一观，对发展社会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当前，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的经济管理，首要的任务应是追求利，即讲求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在发展经济中，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鼓励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追求效益，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管理中，在激烈的竞争中，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应重视道德对人们求利活动的约束作用。“一切向钱看”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在今天的社会中，只要改变“义”的含义，它仍有存在的价值。

现在我们不是还常常批评“见利忘义”的思想和行为吗？在经济活动中，加强道德和诚信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对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在财政管理中，国家在加大对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础建设投资外，还要注意对环境资源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又如世界上一些长寿企业的发展史证明，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拥有良好的企业信用是企业善于理财的重要标志。以义理财是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素质，也是现代企业持续发展和成功的必备条件。可见，以义理财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人无义不立，企业无义不长，社会无义不稳。企业只有牢记“以义理财”，坚持诚信为本，才能真正做大做强，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理财应遵纪守法，不违背社会公德，以增进社会财富为己任，正确处理交易主体双方的利益关系，互利互惠，公平交易，获取合理的利润。

二、改善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

宋代李觏、司马光、苏辙等都提出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目的是使农民有一基本的生存条件，使封建简单再生产能够持续进行。今天，我国的广大农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民仍然是社会弱势群体，“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要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首先必须为农民创造适宜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村的供水、供电，保护农民的资源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开展农村合作互助。农业是中国经济基础的基础，是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衣食之源，司马光“养其本原”的思想至今还是适用的。宋代不少人主张抑兼并，保护自耕农，防止贫富过于悬殊，影响社会安定。这一思想对当代保护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可借鉴古代的一些做法，通过国家税费政策进行调节，如对高收入群体可增收收入税，对广大农民则免征税费。对农业生产可提供低息、免息贷款，适当控制房价增长速度和幅度，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适用房等。

三、选拔使用理财人才

宋代随着财经活动的日趋复杂，司马光提出理财之官不必用文辞之士，必须具备专业知识，理财之官必须久任等。这一思想对于当代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具有借鉴作用。当前，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专业化程度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也愈来愈激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快速发展。所有这一切对经济管理人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管理需要高素质、专业化、富有创业精神的人才。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开发人力资源，以新的观念、眼光和要求去选拔、评价和配置、使用人才，不断探索有效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在使用经济管理人才中，首先必须选拔使用好人才，一旦人得其材，就必须久任之。对经济管理人才实行久任，可防止其短期行为，引导管理人才更多地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追求更大的更长远的经济效益。

四、发展生产，开源节流

叶适提出的“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的理念，其中包含有既要为民理财，又要让民自己理财的主张，这种思想如注入新时代的因素对转换政府职能具有启发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职能应逐渐转化为间接的宏观调控职能。政府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叶适在经济管理中，认为法治比人治公平、无私和稳定，这一见解至今仍闪耀着光辉。经济管理应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这对于防止官员滥用权力，缩小寻租空间，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公开，节省管理成本，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制度上的保证。王安石著名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思想，主张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和财政收入。这一思想在宋代具有超前意识，对当代仍有重要的启迪。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大力发展生产。

在大力发展生产中，生产力又是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而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正如邓小平精辟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决定综合国力的基础就是人才和科学技术。因此，我们如对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的“力”注入时代的因子，其“力”主要就是人才和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高层次人才，注重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从而才能使中国经济腾飞，跻身于强国之列。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主张节用，宋代由于冗兵、冗官、冗费等特别严重，财政入不敷出，社会财源匮乏，有关节流的议论尤其是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内容。宋代，由于受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人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十分有限，因此主张节用，尤其是希望统治者不要奢侈挥霍、封建国家裁损开支的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即使到了今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古代已不能同日而语，但人口的大量增长，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人类社会将面临着严重的资源耗竭问题。因此，弘扬宋代思想家的节用思想，建设节约型的社会，对于子孙后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协调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宋代集中财权的思想主要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中央计臣控制的计司（三司或户部）、皇帝控制的内库和宰相掌握的司农寺之间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监司（转运司、提刑司、常平司）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宋代财政上的困难使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要集中财权，由宰相统一指挥协调财政上的收支平衡，并由有关机构统一进行核算监督，但其收效甚微，财政管理监督始终比较混乱。这种情况加剧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危机。从宋代的历史教训可以看出，集中财权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关键点是如何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辽阔的幅员、复杂众多的民族、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进行统一领导，这就要求在财政管理上也要集中财权。但集中财权并不意味着中央无权不统，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也要有相应的一些权力。宋代集中财权的思想主要就是探讨如何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