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特务机关，这个日特机构现在很少出现在史说中了。其实，这是一个建立很早的日特机构，成立于1930年。其危害之深，几乎贯穿于整个日本对中国的觊觎时期、侵华时期（太平洋战争之前）。

今天的溧阳路（原狄思威路）

其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177号（抗战胜利光复后，此地成为管理、遣返上海日侨的上海日侨管理处），隶属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情报部，首任机关长是田中隆吉少佐。时任日本陆军驻日本上海公使馆附武官。

​这位田中隆吉在日本陆军以及侵华史上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生贯穿了阴谋与出卖。只可惜，因为在战后东京审判中，因为成为了污点证人，作为战犯，作为一个手上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战犯，他却最后被免罪，逃脱了历史的惩处。叹也，罪也。

穿中式服装的田中隆吉

如下，便是其人的年表，对其罪行可窥一斑。

1893年(明治26年)-现在的鸟根县安来市的商家生。进入鸟根县立松江初级中学。

1907年(明治40年)-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入学。

1910年(明治43年)-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入学。

1913年(大正2年)3月-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26期)。野战炮兵第23联队(冈山)上任。

1914年(大正3年)-陆军炮兵少尉任官。

1917年(大正6年)-陆军炮工学校毕业。

1918年(大正7年)-陆军中尉上任。成婚。野战炮兵第26联队(朝鲜)上任。

1919年(大正8年)-陆军大学入学(34届生)。

1922年(大正11年)-陆军大学毕业。野战炮兵联队回到任地。

1923年(大正12年)-陆军大尉任官。参谋本部上任。

1924年(大正13年)-参谋本部支那班（中国课）。其时，与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关系密切。

大川周明

1927年(昭和2年)7月-参谋本部付・支那研究生北京・张家口驻在(特务机关任务)。其时，与里见甫（满洲‘鸦片王’，中国化名李鸣。全面侵华后，以鸦片交易毒害中国人剧甚，并以此为日本军队筹集了主要的军费来源）关系密切。

里见甫（化名李鸣）

1929年(昭和4年)8月-陆军炮兵少佐任官。参谋本部支那课兵要地志班调动。

1930年(昭和5年)10月-上海公使馆附武官。遇到川岛芳子，成为其情人。

1932年(昭和7年) 1月-上海事变（第一次淞沪抗战）。在关东军参谋部及土肥原贤二的授意下，其与川岛芳子合谋了‘紫色计划’（日僧事件）引发上海事变。8月-野战炮兵第4联队的大队长。

1934年(昭和9年)3月-陆军中佐。野战重炮兵第1联队付(市川，联队长下村定)上任。

1935年(昭和10年)作为3月-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信息课)兵要地志班长(蒙古工作担当)的参谋满洲上任。

1936年(昭和11年)8月-德化特务机关长。进行对苏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蒙古工作’。与德王联合引起‘绥远事件’。

绥远抗战示意图

1937年(昭和12年)8月-陆军大佐任官。第19师(朝鲜)山炮兵第25联队长上任。

1938年(昭和13年)8月-参与挑起‘张鼓峰事件’。

1939年(昭和14年)在1月-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上任。

1940年(昭和15年)3月作为驻中国第1军参谋长进行阎锡山工作。 12月-陆军省军务局长。

1941年(昭和16年)6月-陆军中野学校长。 10月，被免除兼职。

1942年(昭和17年)9月-东部军司令部付时调动。11月12月以老年忧郁症进国府台陆军医院住院。

1943年(昭和18年)3月-被编入预备役。

1945年(昭和20年)3月-被召集拟任罗津要塞司令官，被阿南惟几以其神经衰弱复发解除职务。

1946年(昭和21年)出版《败因》。道出了一些日本陆军的内情，作为战犯及证人进入东京审判。

1948年(昭和23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

1949年(昭和24年)-回到战争时期开始住的山中湖畔隐居。 9月15日-短刀的自杀未遂。

1972年(昭和47年)6月5日-直接因为肠癌死去。享年78。

位于乍浦路和平大楼的另一个日谍机构“满铁驻上海办事处”，便是这个上海特务机关存放情报资料和谋略策划的密室。

1940年4月，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上海特务机关改称上海陆军联络部。

上海特务机关曾在日本世纪大谍土肥原贤二（侵华罪大恶极之战犯）的授意下，直接指挥女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在上海广泛搜集军政情报，拉拢腐蚀民国高层官员。川岛芳子‘男装丽人’的外号由此名扬中日谍报界。

最著名的便是1931年（民国21年），与关东军参谋部、川岛芳子共同策划了“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8年3月起，该机关又指使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动用军队及特工人员进一步搜集南京的公私图书。

在1986年8月17日，日本《赤旗报》曾刊登了《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一文，作者是当年的亲历者，住日本东京国分寺市，已经77岁的青木。作者回忆了那年那场骇人听闻的对中国人血肉大屠杀背后，更为严重的‘文化大屠杀’的真相。上海特务机关的九名人员接到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立即检查南京市历年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他们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四处奔走，检查了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70处，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

日本《赤旗报》旧样

日军费时一个月时间，动用军队，以“接收”名义，将搜来的图书装上卡车，每天搬入十几卡车，在强征来的地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楼房中，堆起200多座书山。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每个房间里堆放的图书都堆到了天花板。据当时造册统计，劫夺图书、文献多达88万册。他们在图书杂志上标号分类后，然后再搬到指定地方并分批运送回日本本土。参与“文化大屠杀”的人员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310辆次。（当时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藏书是85万册，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书25 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极为珍贵，其中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公报，而且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至今仍有大批文献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