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北京商人与内务府 ——从“当铺刘”与内务府增家的口述引发的考察

原文载于《历史教学》2018年第10期。作者定宜庄

摘要：本文用口述访谈与文献档案史料相对比的方式，通过一个个案，也就是道咸以后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为他家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刘家为例，讨论二者之间在生意上的往来、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较量，乃至双方各自的心态，叙述清朝以来京城的一些著名民间商人开设的商号店铺，与旗人、特别是内务府旗人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官商勾结本来是社会中的常态，只是方式各异，勾结日久，便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网络中人也逐渐具有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风俗，并且深刻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内务府；旗人；汉族商人；民间商号

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代为专管皇室“家事”而设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分而为二，不相统属。按照身份和地位说，包衣是皇室的家奴世仆，但他们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奴才”，所谓的主与奴，与内外文武大臣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并无实质区别，而且，正因他们是皇室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更亲近、更特殊，所以往往被指派外任肥缺，既贵且富。乾隆朝以后，由内务府旗人出身的， 累官至尚书、大学士、将军、督抚的，代不乏人。其中一些大家族“以视秦汉魏晋以降历代的名门望族之称世家者毫无逊色”。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 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文中提到的清末京师著名的大宅门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不断为耆老们提到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

在我十余年为北京人做口述过程中，经常听到京师“八大宅门”一说，虽然没有人能确切地将这八家一一指明，但他们是宗室王公之外，京城最富有最煊赫的豪门无疑，而其中凡能明确找到来历的宅门的人家，则都是内务府旗人，与此相反的是，虽然有清一代位于高阶的八旗大臣与名人辈出，却不见或鲜见能够与这些内务府臣僚的豪门比肩者。内务府豪门是什么时候崛起的，是否是清末京城才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这是本篇小文无力深入探讨的问题，至于他们如何通过权势积累财富并最终成为豪门，途径很难一概而论，本文更难面面俱到，只想通过一个个案，也就是道咸以后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为他家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刘家为例，讨论二者之间在生意上的往来、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较量，乃至双方各自的心态，或可为这样一个大题目，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启示。

一、缘起：为增家与刘家所做的口述

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称道咸以后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 也就是增崇。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

增崇家居住于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老北京无人不晓。我于 2006 年 4 月到 12 月，为增崇之孙、亦即存耆的儿子奎垣先生做过多次访谈，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了他家与汉族商人刘家的关系。

刘家在北京城也曾煊赫一时。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陞，腰缠四大恒。”其中的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就是恒和号的创始人。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

我为刘家后人刘汝舟先生所做口述，前后一共两次，时间都要早于对奎垣的访谈，事实上，我正是不断听到刘先生对“秦老胡同增家”的描述之后，才千方百计去寻找增家后人并为奎垣先生做了访谈的。

为刘汝舟先生所做口述，第一次是 2001 年 2月，第二次是 2003 年 8 月，以后又有几次接触，对一些片断做过修正。除口述之外，他还赠我一份他手写的《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写作时间为 1991 年 1 月 24 日，文中说明，这已经是第二稿了。刘先生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 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

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作了不同的描述，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

奎垣先生和刘汝舟均已于几年前辞世，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样生动有趣的往昔的故事了。

二、清末民初刘氏恒和号的兴起

京城的“四大恒”尽管经常为研究北京商业史和社会史的人提起，认为是当时民间商人中财力雄厚的一个代表，但对于它依靠内务府满人起家的历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鲜见有人关注。而刘汝舟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我祖父刘侃（刘槐庭）……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廿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帝国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注明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做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 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刚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属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 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得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由于不便出门携带，把它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地设想和措施办法，无疑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要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

本来刘槐庭对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认为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地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宏图大展，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有几十间房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原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地址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

该文不分段，不好读，概括起来就是，刘汝舟的祖父由于精明能干，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由于按照清律规定，这些人不能开设买卖， 所以就把钱给了他祖父来经营，他祖父便拿这些钱做资本，从兑换钱币直到扩展为大钱庄。而且据刘汝舟说，不仅恒和号，就是另外那几家即恒源， 恒茂，恒兴，合称四大恒，也都是他祖父开的，是否如此，待查考。

刘汝舟的口述，对这段事情的叙述更详细些， 是从他祖上如何从宁波来京说起的：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 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 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 上满清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满清的官僚，包括王府。

（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辄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满清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 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 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辄，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 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

补充了祖上到北京来的原因，除此之外与文章所写过程大同小异，但明确指出他曾祖父结交的内务府大员就是增崇，这是令我得以继续追寻这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几年后我找到增崇后人奎垣先生时，便特意向他了解此事，奎垣的说法是十分有趣的：

我们和刘槐庭、刘贡南父子是一面东伙关系……说那时候跟他们家熟，是指他们家当家的刘老头，那是爷爷辈的，叫刘石竹，刘槐庭是名，刘石竹是号。怎么着由上边说就是刘家的祖上，由这儿拿着钱去做买卖，做就全赔了，赔了他就跑了，过了多少年后，回来了，他还欠着我们家钱呢，不因为欠钱不敢来，欠着钱就敢来，来就跟我家的账房说啊，那时是我对不起您，现在您再拿出点钱来， 准保能赚回来。

定：你们家就又给他钱？

奎：就又给他钱，我祖父说这人还可靠，还敢来。说这人还有信用。

定：这还叫有信用？（众笑）

奎：您就当好玩听，我都是听来的。

这里边的问题是刘槐庭的名与号对不上，刘汝舟说是名侃，但奎垣先生说是号石竹，无法核对，只能暂且搁置。而其他内容，与刘汝舟的口述还是可以对上的，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奎垣先生的描述，他的父亲成为受害者：

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他爸爸（应该是他祖父即刘槐庭）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 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

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

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

刘槐庭作为商人的精明、为赚钱而不遗余力的做法，以及增崇家这种内务府大员对钱财并不在意和对子孙教育的随意态度，在这两人的口述中表现得相当生动，是在文献中难得一见的史料。

刘汝舟所谓清律规定清朝官僚不得开买卖， 不得与民争利的说法并无根据，但八旗官僚对于买卖并不精通也绝无刘家这样的商人精明倒是事实，他们乐得让这些人为他们流通运转不急于使用的钱财。而事实上，至少在京城，几乎所有民间商人开设的大商号，都与旗人特别是内务府旗人有密切关系，刘家如此，享誉京城多年的同仁堂同样如此，则是学界未曾深入研究过的课题。

三、清亡之后“当铺刘”与增崇家的关系

据刘汝舟说，恒字号钱庄在庚子年遭到严重的挤兑风潮，这并非事实，据史料所记，他们只不过是受时局动荡影响而歇业而已，何况事后清廷唯恐因此影响市面，还发大量内帑对四恒号予以接济，朝廷对四恒号如此厚待，与他们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是否有关，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实，但刘槐庭此时已经感到了深重的危机，决心罢手不做了。据刘汝舟文章说：“这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他考虑到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

刘槐庭的儿子刘禹臣（名宗浚），其精明能干并不亚于其父，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便转入当业。几年之内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 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此后他又创办了中和当，利源当，恒德当，恒盛当，福和当，同仁当，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业于 1930 年左右，是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的、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他还在1929 年左右曾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

除了开设当铺之外，他还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并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与此同时，又把其父刘槐庭买的北京东城的马大人胡同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照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 500 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刘氏家族的事业，至此达到鼎盛。

刘禹臣的当铺为什么能如此顺风顺水、越开越大，刘汝舟在文章中都归功于他父亲的精明和勤奋，对于内务府大员与刘禹臣这些当铺的关系则只字未提，但在我为他所做的口述中，他却直言不讳：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

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 1 3 家，天津是 4 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 4 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

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

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

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

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

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

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 party 磕大头。……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

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

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

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 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

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

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

……

这就是说，直到清亡之后，没落的清朝遗老， 还与这些民间商人往来不断，而他们所开当铺，其实有相当大的部分，仍然是由他们自己任股东，而由这些民间商人为他们经营的。毕竟朝廷虽然亡了，这些人家的资产还是雄厚的。

尽管事隔数十年，世道也已轮回几遭，刘汝舟谈到父亲的这些“事迹”时，洋洋得意之情仍然溢于言表，而奎垣的态度则颇不以为然：

定：刘家不是就给你们开当铺吗？

奎：是。不过后来钱都归他们了，现官不如现管。我这也是一件事两头说，有东西来了，他先挑， 土产是他先进，赚钱是他的，我们是在他之后，给多少是多少（众笑）。当然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别人家的当铺也都如此，再说官家人也不可能做买卖。当时开当铺的，金鱼胡同那边有当铺孟，还有当铺娄，当铺娄和这个当铺刘是亲家。

定：就是说到刘汝舟爷爷的时候他们刘家已经很有钱了？

奎：很有钱，比我们家有钱。那时候他们一劲儿往上巴结，我们清朝的官不是算完了么，就一个劲儿往下就和他们，刘石竹（刘槐庭）都能跟我爷爷这么说：你们这个一品大员，现在可不如我们这个一品大商人了（众又笑）。

定：刘家说是在这边修了一个戏台，在马大人胡同。您见过那个戏台吗？

奎：有喜庆事儿时上那边听戏去，我们家有事都得借他们家地方。刘贡南（应为刘禹臣）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人。

这里反映出的是清亡之后内务府大员与民间商人之间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消长与根本变化，凭借旗人官僚的钱财广开当铺的刘家，早就拥有了超过没落的旗员的实力，乃至于可以讲出“你们这个一品大员，现在可不如我们这个一品大商人了” 的话。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却仍然是互不可分、相当密切的。

四、刘氏家族：“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家从起家的时候起，就致力于结交满洲权贵，无论是早年开设钱庄，还是后来扩展当铺，他们都是依靠这些权贵起家的，事实上，二者谁也离不开谁，但二者对于这种关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奎垣先生提起刘家，有过这样一些议论：

他们刘家不是买卖人么，就极力地往上爬，学些个官僚，尽量地把自己改成像官僚，所以他说话也把自己说成是官僚团体的一部分。他说的那些个关系啊，跟我们家里倒是比较深，可是跟庆王府、跟那（桐）家啊，几乎没听说过他们有任何联系，他说是都有。不过这又说回来了，也难免有人打着那（桐）家的旗号，跟刘家办事。

与此相反的是，即使到清亡以及民国时期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使刘家的财力已经超过了那些满洲亲贵，他们仍然以与这些没落权贵结交为荣，而且当成自己炫耀的资本。刘汝舟 2002 年与我谈话时，还以“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为荣。这样的心态，也是只有为当事人做口述，才能够有真切和具体的体会的。

据刘汝舟的讲述，他的祖父刘槐庭和父亲刘禹臣的妻妾都是民人，刘禹臣的正妻，娘家在京郊农村，无论他将其妻家庭描绘得如何有钱有势，毕竟只是一个农村财主而已。到刘汝舟一代，世道变了（按，刘父即刘禹臣除了后来与小妾所生的刘汝舟之外，与正妻共生一子五女，由于其子也就是刘汝舟的大哥比刘汝舟要长 30 多岁，所以可以不按一代人计，而这一子五女出生到论嫁的时段，正是从清亡到民国的转折时期）。

刘禹臣的大女儿早夭，二女儿嫁给曾与其祖父合资开过买卖的一个商人家，这是民间的商人与商人之家通婚的延续，三女儿嫁的是一个汉军旗人，是开金店的，金店李家，但清亡之后一直就报汉族。四女儿嫁的是同仁堂乐家，是同仁堂大房的乐笃周。他们不是旗人。最后是第五女，嫁给北京著名的金王家。金王姓王，是内务府旗人，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 年稿），王的曾祖曾作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刘氏女所嫁， 应该就是这个王家了。

刘汝舟生于 1923 年，他的五姐就是这个五女比他大十几岁，应该是民国初年出生的，据此以推，出嫁时可能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时期与满人通婚已经不会有任何障碍了。

刘汝舟自己所娶也是满人，据他说是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其实也是内务府人，仓赵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

这里有两件事是比较典型地能说明这家商人心态的。

首先，刘汝舟在这里已经提到，他的下一代， 与满人通婚的更多，而尤其令他得意非凡而且一再提起的，是他的侄女，也就是他大哥的女儿，嫁给了庆亲王奕劻的后代：

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

……

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2001 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

定 ：去年 ？

刘：去年啊。

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

刘：那！都去了。金莉珊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

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 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

表面上看，无非是能够与庆亲王家的后人结亲，比较得意而已，而再深究一步才发现，刘汝舟这个侄女嫁到过去的时间是 1950 年亦即新中国成立以后了。虽然刘老记忆的年代可能有误，但他这位侄女既然与他同年也就是 1923 年出生，1950年前后结婚应该误差不大，而这个时候庆王家的处境与 1949 年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到这个年代还以与庆王家结亲为荣，是很有意味的。另一件事，是刘禹臣的四女也就是刘汝舟的四姐是嫁给了同仁堂大房的乐笃周，乐笃周留过洋，回来后创办过南京的同仁堂，虽然乐家后人对他评价不一，但他的肯于创新和能干是获得家族一致认可的。据乐家后人说，乐笃周与刘家四小姐婚后三个月，到祁州药市去买药，就在这期间，刘家小姐就故去了，得的什么病不知道。而刘汝舟对此的解释十分有意思：

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但是（我父亲）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满清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最后是一条命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 由门坎外头摔到门坎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

这种说法并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但作为这类人的心态来看，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他们攀附这些没落旗人大员的方式当然还有很多，结交的人物也是刘汝舟最乐于提起的，诸如清末军机大臣那桐，小恭王，以及铁良等。虽然奎垣先生认为他所说的并不完全属实，但这反映出他们的观念则无疑。也就因此，他自认为他的家庭已经都成了“旗派”：

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满清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仁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

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

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 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

当然，仅仅以“心态”和“观念”来解释也是不全面的，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些人家仍然十分有钱。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崇家与那桐家一道，都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 700—1300 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而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对那桐后人家的财产则有更为详细的记录：

张寿崇家（张寿崇即那桐之孙）土改前后家族经济情况：

（一）土地情况

张寿崇家现有其妻一，子女六，佣工五，共十三口人，其母及另三兄弟张寿松、张寿坤、张寿仑， 于1 949 年已分居。解放前共有土地三千八百亩，分散于顺义县（一千八百亩）、通县（七百亩）、京郊南苑（一千亩）、京郊双桥（三百亩）等地，该顺义、通县土地，因地邻我区，于 1946 年后，即无法收租， 后即断绝联系，其余京郊一千三百亩，于 1948 年前收上打租（先交租，后种田），1948 年后收下打租（先种田，后交租）起到北京解放，1949 年初，张即将全部地契交我政府，并交公粮小米二万一千斤，土改时，张曾出面办理手续，未有抗拒行为，农民也未向他进行斗争。

（二）现有财产（为其母、兄弟等公有）

1 .现有房产一千间上下，均坐落北京，每月房租收入一千四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元左右。

2. 盐业银行股票三千股（每股银元一百元）。

3. 股票三千多股，分别投于天津启新公司、耀华行、南京江甫行、北京兴业公司等八处。

4. 现在银行存款约七亿至九亿元，公债一万八千分。

庆王爷家更是架子倒了，钱财仍在，这也是刘氏家族一直与他们联系紧密的原因。

五、结论

清代旗人尤其是内务府旗人经商的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如赖惠敏、刘小萌等进行了相当深入精彩的研究，本文不过是提供一个个案，将一些在学术论著中较少接触的细节做一个描述而已。在时间上，则限定在清末到民国直至新中国建立初期。

一个个案未必有太多的代表性，本文不过希望能给研究者一些提示，这包括如下几点：

1. 清朝以来京城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民间商人开设的商号店铺，很可能与旗人、特别是内务府旗人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说，即由旗人或以入股的方式，或者直接投资干预，让这些民间商人为他们运转生利，这是对他们最方便也最快捷的途径。反之民间商人也往往通过攀附和结交他们以获取资本和经营的各种特权，二者间互生互存、不可分割。也就是说，将这些民间的大商号看作是汉族商人的买卖，有时往往是一种误区。本文提到的在京师有极大影响的四大恒就是一例。

2. 值得提出的是，从这组口述中可见，清代京城的著名大宅门、最豪奢的旗人大员，如今可以指出来的，都是内务府旗人，外八旗官僚至少迄今尚未得见。而与民间商人勾结交往最多的也是这些人，刘汝舟提到的，除了宗室王公如庆王、恭王之外，都是这类人。

3. 八旗官员尤其是内务府大员即使在清亡之后，有很多人也仍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并没有像普通的八旗官兵那样陷入贫困甚至绝境，民间商人此时更摆脱了有清一代对汉人的种种限制， 得以大显身手，而没落的八旗大员所拥有的财富， 便成为他们“多财善贾”的手段。与清朝时不同的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这些商人予以控制，以至于他们的大量资产，往往最终流入到这些商人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初期，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之后才销声匿迹。

4. 官商勾结本来是社会中的常态，不同的只是方式而已，官与商的利益和地位对比会随时势的变化而各异，然而勾结日久，便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网络中人也逐渐具有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风俗，并以此来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刘汝舟所谓他们全家都变成了“旗派”，说明的是这个圈子所具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用口述访谈的方式，能够观察和了解到传统史学仅凭文献难以深入挖掘到的具体生动的事实，尤其是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群对于这些事件和时代的看法、立场和心态。当然，仅仅寻找到某个个人，倾听他的故事和态度，还是不够的，甚至会因他的某些偏好产生一些误解，但本文讲述的这个个案，访谈的是所谓“一面东伙”关系中的双方， 更尤其是其中一方还有口头资料与文字资料的对比，这便使这个个案的讲述相对全面，也便具有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行文至此，祈请诸位指正，并希望能够以这个个案，给诸位专家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视角。

作者简介

定宜庄，中央民族大学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高研院2017-2018年驻访学者。著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作）及《中国知青史•初澜》等。当前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