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翻译高潮，里面包含了诸多特有的历史文化因素，第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时期皇帝对于欧洲传教士态度一般较为宽容，除了极个别的几位，传教士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为传教士在中国扎根打下基础。比如，康熙帝对传教士很信任，天主教传教士活动在当时达到一个高峰。而且康熙本人很爱好科学，鼓励传教士译介西方的先进科学技艺，组织他们研究《易经》，编纂科学读物等等。

第二个原因就是明末清初所处的时期，西方在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此时的中国社会还是处于封建统治下，长期闭关锁国，技术文化思想均不发达，先进的思想以及高级的仪器让许多中国仁人志士产生很大的兴趣，外国友好传教士的到来吸引了他们的眼球。

这原因之三就是中国士大夫对传教士给予了许多的帮助，一个是中国的士大夫对传教士的译作进行润色，包装，作序介绍等，让其能更好地流传开来。当时和传教士合作翻译书目的士大夫就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有，李之藻，徐光启等人。，二是对传教士学习汉语上的帮助，有了这些士大夫的帮忙加上自身的勤勉好学，传教士才能克服诸多阻碍跨越从事翻译活动的障碍。从第二次的翻译高潮到明末清初，欧洲一批基督会士来华从事译介工作，主要目的是传教，同时也介绍了西方的学术科学知识，一些天文类，数学类著作都被翻译了，这一阶段主要代表是徐光启和利玛窦，他们合作翻译出了《几何原本》。

这一时期翻译的基本特征包括了双向性，非系统性和目的性。双向性指的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由此传入西方。这种双向共赢的面貌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比如我们吃的面食，传到了西方。目的性是指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为了宣扬“基督教”中国士大夫的目的则是“国家兴盛”“民众收益”。欧洲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势力强大，它们不但夺回了旧教在北欧，西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扩充到北美。

一些其他的教别难以与新教抗衡，转而将目光投向东方，传教士就是搭乘这一“顺风车”来到中国，此时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如李之藻，徐光启就认为翻译可以拓宽国人的视野，务必把西方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而这种技术需要文字作为载体，翻译在这里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国家民众收益，虚心学习西方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非系统性就是科技翻译活动当时在中国比较盲目，具有较强的任意性，系统的翻译体系并没有形成，就书籍的一些内容来看，传教士们以帝王偏好为倚重，将数学，天文，律法作为核心。

比如徐光启翻译西方著作，参与翻译《崇祯历书》，其后数学成为传入西方的核心，比如合译出的《几何原本》，其中参与翻译的译员，普遍是没有经过系统专业学习的，西方的传教士和东方的士大夫，对于对方的语言并不精通，其非专业性对于译作的质量有不小的消极影响，翻译凸显出零散性和随意性。西方著名的翻译人员有利玛窦，汤若望，邓玉函，南怀仁等等。作为中国科技翻译的先驱徐光启，和外国传教士编译了许多著作，如农书《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等等，他主张融会贯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然后才能超胜。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对我国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数学，法学，哲学生物学，医学方面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之际，从利玛窦开始到最后一个传教士去世，大约经历了两百年，这两百年时间里面，算的上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次高潮，意义非凡。雍正帝开始，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传教士被驱逐，同时也宣告了科技翻译活动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