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在东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可谓居功至伟，此后邓氏满门显贵，在当时是最显赫的大家族。邓氏一族能荣宠至此，除了邓禹所立下的不世功勋以外，当然还与他的处世做人有着莫大关系。
王莽末年，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绿林军拥刘玄为更始帝，绿林豪杰知邓禹年少有为、文武兼备，争相举荐，邓禹婉拒。
同年，刘秀入河北抚慰各郡，邓禹得知，立即前往河北追赶刘秀，及至邺城，才与刘秀相见，从此成为刘秀帐下最亲信的臣僚。
邓禹投奔刘秀时，正是刘秀开创自己势力的开始。面对其他兵强马壮的群雄，刘秀几乎什么也没有。邓禹冷静地给刘秀分析了形势，从长远考虑提出了发展自己势力、延揽人才、争取民心的政治主张。这些都成为以后刘秀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自王莽后期就纷乱的天下终于沉寂了下来。为了表彰那些南征北战、佐定江山的功勋之臣，刘秀大加封赏，增其食邑。邓禹以佐命元勋改封高密侯，食邑四县。
但刘秀为了堵塞少数位尊权重的大臣把持朝政的前朝弊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对功臣实行以列侯奉朝请的政策，即让他们享受优厚的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仅邓禹等3人。
这说明刘秀对邓禹的钟爱和对其才干学识的器重。但邓禹并不以位极人臣、功成名就自喜，从不居功自傲。邓禹深知刘秀不愿让这些功臣拥众京师，高居官位，威胁他的皇权，便主动辞去右将军职位。尽管刘秀令他参与朝政，还常召他入宫中参议国家大事，但邓禹尽量少言多听，收敛锋芒，自我谦抑。在府中悉心读儒学经书，借以自娱。
其时，邓禹正当壮年，在政治生涯中却这样过早萎谢了，以至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建树，这与他的政治天赋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经验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君王和同僚面前，邓禹从不提往年的功劳，保持谦虚的态度。一次朝宴，刘秀大会功臣，问他们:“你们如果没有遇到我，爵位会不会像今天这样高？”邓禹回答说:“我在少年时代曾读诗书，可以当州郡的文学博士。”刘秀笑笑对其他人说:“邓禹未免太谦虚了。”正因为邓禹的谦逊态度和仁厚淳朴，或者说明哲保身他赢得了刘秀的信赖和敬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打破不让功臣担任宰相的惯例，以邓禹出任代理大司徒之职。
邓禹不仅自己远避名位，深居简出，还悉心教养子孙，整饬家规，不让他们以功臣之子孙自居，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邓禹有子女13人，他都让他们每人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教育子孙后代，男儿必须读书，女子则操持家事，邓禹的这些做法被后世的士大夫认为是可以效仿的榜样。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死，其子刘庄立。因邓禹是东汉开国元勋，遂被刘庄封为太傅，位居郡国上公备受尊重。其他大臣都面北朝见天子，而刘庄对邓禹尊如宾客，让他面东站立，不须行君臣大礼。水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57岁的邓禹病逝，谥为“元侯”后来汉明帝追忆当年随其父皇打下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绘28位功臣的画像于云台，史称“云台二十八名将”。邓禹因功勋卓著位列首位，得后世永久瞻仰。
1.识人独到。刘玄势盛之时，曾招揽邓禹入帐下，但邓禹不以为然。他认为，刘玄庸碌无能，终难成大器。刘秀一到河北，他便急急来投。可见，邓禹当时已认定刘秀有王者之风，所谓良禽择木而栖，邓禹这一次正确的“择木”，算是成就了他一世的功名。
2.审时度势。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一个王朝建立以后，那些出生人死、功劳赫赫的谋臣良将，轻则被排挤罢权，重则性命难保。东汉建立以后，刘秀并不愿功臣们影响到他的皇权。但邓禹毕竟功勋卓绝，刘秀即便有排挤他的想法，也怕落人口实。邓禹审时度势，主动辞去右将军一职，恬然自守，尽量不去参与国事。不但为刘秀减去了一块心病，同时也为自己铸造了一块护身符。
3.自我克制。我们知道，邓禹功勋彪炳，深得刘秀的赏识、信任与器重。刘秀平定天下以后，对于邓禹的宠信有增无减。册封他为高密侯，食邑四县，其弟亦因“爱屋及乌”之故被封为明亲侯。此时的邓氏家族可谓权倾天下、位极人臣，但邓禹并未因此得意忘形，骄横跋，没有将自己沉浸在开国元勋第一功臣的盛名中。为了不使自己名声过盛，以致功高震主，招惹刘秀和同僚的嫉妒，他远名势、居安思危退避名位，收敛锋芒，将自己的政治天赋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经验与自己一起隐藏。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不做任何建树，以避免刘秀的猜忌。
此举果然博得了刘秀的欢心，于是“帝益重之”，因而在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另一方面，邓禹在恬然自守的同时，还不忘教养子孙，整饬家规。这种明智的姿态使上无猜忌，同僚不嫉妒，小人无可乘之隙。不仅明哲保身，而且惠及子孙后代可谓智者，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
人最难克制的便是欲望，欲望如沟壑，永难填满，对欲望的过度追求，往往会令人迷失方向，万劫不复。倘若我们都能克制欲望，不去贪求过多的权力、财富…倘若我们都能够知足常乐、恬然自守，在合适的时间只做合适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一生无疑是安宁而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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