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浪需要孺子气与书卷气的交融。孺子气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气质和无遮蔽、无雕饰的本真境界，书卷气则是学识的累积熏陶而成的高雅风度。少年作家陈卓从课本或课外读物中发现明世宗崇祯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君王”，而一次景山寻踪之行，让他为发生在“明世宗自缢处”一些亵渎先人、漠视逝者的怪相愤愤不平，从而有了《景山之殇》这篇获奖之作。当然，历史有多种打开方式，要看用怎样的立场、怎样的目光去考量、去发现。崇祯，这个自闭自负、刻薄冷血、极端扭曲的末世帝王，纵有勤俭殉国之举，其德其能岂能撑得起气数将尽的大明王朝？一个少年难以嗅到一个末世帝王身上的腐朽之气，一篇微散文也支撑不了制度意义上的“景山之殇”。

踏浪需要胆气与才气的碰撞。润雨在她的《表演》获奖感言中说，是周闻道先生的《暂住中国》让她体悟到一名作家的良知、责任和担当，文学要敢于触碰社会的疼痛。一群天真懵懂的幼儿园孩子为创建“文明校园”忙着表演屈原的《天问》情景剧，前来检查的官员则忙着表演点头微笑或亲切合影，“我”这个排练者又何尝不是表演者？文章首尾借屈原“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两句发问，茫然中表现出一种担忧和追问。如此有意无意、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表演”不正是时弊之痛吗？这种见微知著、寓怒于讽、多线并呈的写作手法足见作者的在场自觉和介入之妙。同样是表演，桑根《“啊”》一文中一群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失聪少年，舞台上的一声“啊”，有着唤醒生命和催人泪下的力量。事实上，身在江湖，真需要有点“表演”的功夫，还要多备几副面具和道具，只是一定不能忘记“我是谁”，更不能抛却良知和责任。

踏浪需要地气、灵气和运气的交响。四十年改革开放大潮中，弄潮儿勇立潮头、劈波斩浪，社会经济空前进步，思想和利益交锋一浪高过一浪。有幸在场，我们的笔岂能闲置？《我们仨》是在场新作者丁伟霞由“微”向“大”突破的处女作，也可以视作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另类解读。《我们仨》以一座破旧的地主大院为背景，通过出生在1978年——这个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之年，三个童年玩伴的人生走向，串起几代人的命运。“大院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土改时被没收充公，后来搬进两户贫农，连上我家，三户共处一院。

据说曾祖母跟邻居关系紧张，到父辈已经睦邻友好了”——寥寥数语，有着丰富的世事解读。“我和梅是女孩，那时不能鉴定婴儿性别，我们逃过了被扼杀的命运，推后十年，我和她估计都得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乡村陈旧生育观念和计生年月的形象写照，侥幸成为生命的反讽和咏叹。“孩子上完课回来，就关在房间写作业，一个朝气蓬勃的小生命，囿于百来十平的狭小空间，快乐太少了”——对当下孩子只有童年、没有玩伴的困惑。“我们仨”的命运如何呢？梅辍学后经过婚约波折靠打工养家。军接父亲班当了建筑工人，光景还不错。“我”进城后觉得自己是“非鸟非兽的蝙蝠”。如作者“我们被命运的风吹往不同的方向，落在了不同的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倔强生长着”的自述。《我们仨》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儿叙事”，区区三四千字，凝结了一代代年轻人走出土地后的奋斗与失落、梦想与纠结、爱情与疼痛，呈现了变味的乡情、变奏的命运和变幻的世事。尽管文章在人物命运交代和首尾主旨呼应上还有一些欠缺，但其独具匠心的视角、鲜活灵动的语言、流畅而接地气的叙事增加了文章的亲近感与可读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篇文章短时间就有近1500的点击率，引起老中青多层次读者的感情共鸣。

在场也罢，踏浪也罢，关乎写作尊严。写作的根本乃是真我的表达及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其社会效应并不能取决于作者的意愿，也没必要想得太多。因头脑、手指与键盘的合作碰撞而变成文字的语言是如此奇妙。它让我们的思维无限拓展，让我们的苦痛得以缓和，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置。明白个体的无能为力却还痴心不改地言说，正是语言的魅力所在。当你笔下的文字不是权力的点缀，不是商业的附庸，不是时尚的风雅，不是臆想的自慰，不是幼稚的自恋，你就成为文字的主人而不是奴仆，你就成为你的“王”，你就赢得写作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奖与不获奖，甚至发表与不发表都不再重要。

浪，无处不在，顺势而行是智慧，逆流而上是胆魄。踏浪，需要智慧，更需要胆魄。用介入和担当勇立潮头，用文字和技巧抵达真相，这是每个在场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