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记得前几年听说过一段话，说中国自古政体是以“性善论”为基础，性善论则盼明君；而西方基督教总是讲究“人性恶”，性恶论则限制权力。这乍一听有一定道理，然而，这句话正确与否还在于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盼明君是存在的，可是君王却不信任人民，换一个角度，性善论的基础成了性恶论的基础；在西方基督教中，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不相信官员，但相信的是人民，换一个角度，性恶论的基础就成了性善论的基础。且西方基督教中也有性善论的部分，中国也有性恶论的主张。

事实上是，在中国古代，人民从来没有权力参与讨论政体的制定。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初定天下。他和大臣们讨论成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时，一干大臣们主张实行分封制，让秦始皇立诸子为王。李斯则出来说，这万万不行，周文王周武王所封的同姓王很多啊，一开始是关系很近，亲兄弟们，可是慢慢地关系越来越疏远，互相攻伐就像仇人一样，周天子也根本就禁止不了。所以不如实行郡县制。

李斯的这番话，我开始听到的时候，非常赞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发觉得这话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出现在，他不相信绝大部分人的人性，只相信皇帝的人性，以不相信他人人性的善良为基础建立政权。虽然我们乍一听分封诸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的关系会慢慢疏远，但是作为一个建国的皇帝，他不相信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孙，留下了一个以不信任为基础的政体，实际的结果，还没有等到血缘关系疏远，他的儿子已经杀掉了他的儿女们，秦二世篡权继位。

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看到千秋万世的后代，人不能算到自己身后太久的事情，算来算去也无济于事。林肯甚至都不能算计解放黑奴后，黑奴会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但他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把其他的交给未来的人们，后继的马丁路德金、奥巴马们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华盛顿也未曾算计联邦成立乃至于他卸任总统后，美国会走向何方，但是他以信任和真诚给后来人做了榜样。

秦始皇恰恰相反，他不相信他的子孙们，韩非子曾说，连老婆孩子都不能信。最希望王侯死掉的首先是他的老婆太子，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太子才继位成定局，他的老婆也成了太后，不再怕这怕那活在担心之中。说来说去，谁都不能信，只能信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和自卑呢？是不是自己就那么正确？

说到底，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不同在于哪里？并不是谁比谁更懂人性，也绝不是谁比谁更高明——因为人性的双面性已经注定人性中同时存在着信任和猜忌两种截然相反的品德——而是他们内心深处，一方是选择信任他人，让秦始皇信任自己的子孙；一方是选择不信任，让秦始皇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去相信。未来的路很长，下面的关系越发疏远，所以不值得信任，可是为什么不是未来的路很长，下面的关系越发疏远，越应该做一个榜样让子孙后代避免争斗呢？

选择郡县制，他的王朝二世而亡，為何？以不信任建成的政治架构不可能长久延续。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种对下级乃至于民众的不信任，又是对于皇权的绝对信任和忠诚。皇帝也只有在其他人没有抗衡能力的时候会有安全感，其他人一旦有了平等的权利，皇权必除之而后快。这种社会系统下的人不太可能有健全的人格。

在秦之后，王朝再也没有商周那种长远的王朝了。周八百年，商朝六百多年，他们的政体有一种信任在里头，因此能更加久远。他不信别人，自作聪明地搞了这一套制度，二世而死于安乐。如果他当时实行分封制，分封诸子，中央和地方有一定的制衡关系，秦朝的中央政府未必不可在相对忧患中长久存在。而中央政府的忧患，对于人民也不一定是坏事，毕竟秦朝的苛政猛于虎，猛于战乱。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如此，猜忌不是精明，绝对的控制不一定安全。反而越是选择猜忌，越有可能崩溃，越是想要控制，越有可能失去。信任和平等才能让心灵安宁。

谈政体的结构时，提到信任，显得有些浪漫主义了。但是，剥开很多外在的阴谋诡计和冠冕堂皇的话语，就会发现信任的重要性。所谓中国以人性善建国，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向来不是以人性善建国，而是以绝对的人性恶来构建政体，不平等，谈不上信任，谈不上善良。我们看到的权力制衡，很多人说是害怕权力作恶，又说政府是必要的恶，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讲，这是对于专业的信任，对于民众选择能力的信任，是对于新闻的信任，并且，不相信林肯是万能的，绝非是对于林肯的不信任，林肯首先没有这样妄自尊大的自信。反倒是元首希特勒，他的自信心爆表，甚至超越了中国古代的皇帝们。

光绪皇帝在位十几年，他的“政绩”大家基本都熟悉，但他死后的谥号是：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太英明神武了，但是，我不信。别说我不信，光绪皇帝，你这么英明，你自己信吗？

没有相互的信任，就只剩下服从的仰望的崇拜。没听说过因怀疑而支持的，但在有些时局之下，人会失去怀疑的权力，甚至失去表达信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