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此写了很多书。”他说，“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人聪明人向我解释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上文提及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即1986年4月26日凌晨，白俄罗斯境内的苏联核电厂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对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次的灾难是一场致命的浩劫，二百多万人受到辐射，其中七十多万是儿童，大量的土地和村庄无人居住，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死亡成为了家常便饭，几代人深受其害。与二战期间的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那些携带着无法测量的辐射源勉强活下来的人们，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生活，他们变成了令人恐惧的他者，别人眼中的怪物，他们被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2015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家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997年出版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吐槽一下这个中文译名，严重不符），通过采访那些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幸存者、清理人、已逝者的家人，还有那些参与到救援事故中不同职业的人群的声音辑录而成。

开篇的叙述者是其中之一的受访者，他原本是一位研究火箭材料的科学家，事故发生后，他成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就是一位体制内的官僚，他奉命建造了一座切尔诺贝利博物馆，这是他唯一感到些许欣慰的成就。相对于那些众多悲惨的人群来说，他之所以能思考这场灾难的意义，恰恰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旁观者，他深谙体制的弊端，也看到了许多的苦难，但他依然参与到这场灾难的谎言制造当中。他本能地想逃避，又渴望说出真相，他搜集切尔诺贝利的收藏品，想储存证据，又不得不破坏纪录片的拍摄，不允许人们记录下这场悲剧，他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却又让记者搜集证据，有待来日可以说出真相。这种矛盾的心态折磨摧残着他的良知，让他游走在谎言与真相，工作与良心当中。

这本书展现了这行灾难带来的恐怖后果。比如已故的消防员遗孀回忆她的丈夫因为辐射在医院最后的那些日子：“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非礼。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一位父亲从辐射区撤离时，放弃所有的家当，带走了他们的大门，“大门是我们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纪念品”，这扇门成为了他们六岁女儿的棺木。那些被谎言征召两手空空过去士兵，等他们回到了，遇到了喜欢的女孩，想交往的时候，女孩说：“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不敢和你生小孩。”他的战友去世了，临终前肿的像个水桶，像黑炭一样黑。一位母亲，生下了孩子，不像一个婴儿，而是一个小袋子，除了眼睛之外，没有任何开口，没有肛门，没有阴道……

我已经无法复述这样的故事——如果我们还能讲述这样的“故事”，就能明白，为何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任何声音，为何作者隐居在了幕后不言一声，因为面对这种劫难，任何言语都是苍白，任何安慰都是虚伪，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用心倾听他人的苦难和回忆。她说，我处处都在倾听，“我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我所阅读的，是声音。”她说，我在倾听痛苦：“痛苦是走过的人生的证据，我再也不相信有任何证据。语言文字不止一次地引导我远离真相。”

是的，他们说的是对的，切尔诺贝利才是最可怕的战争，因为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时间也抹不掉那些可怕的辐射的印记，就算村庄被掩埋，动物被杀死，植物枯萎凋零再不生长，人们被放逐——记忆却被镌刻在脑海里，记录在文字当中，被后代的读者所唤醒，被一代代人的阅读重新召唤。所以，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用记忆对抗遗忘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