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在二战中,轴心国集团所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是什么,那显然非1941年德日两国互不协调的战略盲动莫属。这一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惹翻美国。轴心国集团突然同时为自己找来两个强大的对手,并同时断绝了来自东西方的战略补给。无论怎么看,这种四面出击都是典型的战略自杀行为。 当规模史无前例的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人为何不敢配合盟友德国对苏联发起进攻?因为在此之前,一场并不起眼的“边境冲突”已经将日本人打得找不着“北”了。这就是诺门坎战役。

日本参谋们“想多了”

有个在网上流传已久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小时候我总是烦恼,长大后到底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后来的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想多了。” 用这个段子类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军也许再合适不过,那时日本大本营的年轻参谋们正在为两个妄念争得面红耳赤——在夺取中国东北之后,日本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在哪里?到底是应该向南进攻南洋群岛,与美英开战,还是应该以中国东北为根据地,向北进攻西伯利亚,与苏联开战? 今天我们知道,以日本当时综合国力而论,无论对苏还是对美开战,都是其不可承受之重,但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可不这么看,九一八事变成功夺取中国东北的经验,极大地刺激了这帮人的胃口,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南进”与“北进”战略之争。 按说在这场争论中,最有发言权的人,本应是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稀世战略家”石原莞尔,但石原莞尔此时拒绝就这个二选一做出抉择,他极力主张日军应该哪儿都别去,老老实实固守在“满洲”(中国东北)发展。这样保守的建议当然没人听,于是石原莞尔被排挤出决策层。争执不下的双方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同时不自量力的方案——1936年,日本最高决策层制定所谓“南北并进”战略,根据这个方案,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美国作战。同时要求陆海军都寻找机会投石问路,实验两套战略的可能性。 与狂热的日本陆军相比,日本海军是比较掂得清自己斤两的,从一开始就反对主动向英美挑衅,因此拿到大本营训令后,一直磨洋工没动静。与之相比,日本陆军在接到这条特许令后却如获至宝,尤其是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开始正儿八经地谋划起对苏作战事宜来。所以在“南北并进”幌子下,北进战略在事实上一度压倒了南进,成为日军的主要选项。关东军不久后就推出了一份《满苏国境处理要案》的文件,明文规定:对于国境线不明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意思就是把国境线不明地区解决冲突的权力交给师团长,明摆着是在将制造边境摩擦的权力下放。 这份要案的起草者,是后来发动整场诺门坎战役的日本关东军少佐参谋辻政信。这个人在石原莞尔靠边站之后,一度成为有着悠久“下克上”风气的关东军的谋主,是狂热的“北进”战略推崇者,然而正是他,最终一手将整个“北进”战略送进了坟墓。

少佐的“自信”从哪儿来

在最终把他们热爱的“大日本帝国”弄完蛋的那群狂热军国主义者中,辻政信算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辻政信一直视石原莞尔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不过,辻政信除了在胆大包天这一项上与其前辈有一拼之外,其他方面很难与石原莞尔比肩,石原莞尔在大胆之外还有着过人的见识和冷静的分析能力,辻政信除了胆大之外却只有高傲和疯狂,痴迷于“苏军不堪一击”的幻想之中,急不可耐想要挑起对苏战争。 辻政信的这种迷信,说起来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从他个人来说,此公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个迷信“精神力万能论”的人,据说他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时,为了刻苦学习曾经三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光靠趴在书桌上打两三个小时盹撑着,并靠着这种毅力获得了首席毕业生的身份。这样一个学霸在出师之后,就成了个认为武士道能敌飞机大炮的主儿。因此,苏军比日本优良得多的武器装备在辻政信看来压根就不算事儿。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辻政信似乎也有自信的理由。近代以来,日军对苏联军队有一种先天的心理优势,这种优势源于1905年的日俄战争。作为战争的胜利者,日军一向瞧不起俄国军队,顺带着连后来的苏联红军也一同鄙视了。尤其是当日军得到情报——斯大林当时正在苏军内部进行“大清洗”,苏军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都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这个消息让日本人欣喜若狂,日军向来就自傲于其训练有素,如今苏联人自毁长城所造成的军队素质下降,让日军的参谋们认为打败苏联的时机已经来临。 辻政信和他的同僚们忘记的是,在工业时代的两军对垒之中,武士道精神和过人的军事素质也许的确能在两军装备相同的情况下决定战争的走向,但对于日苏这两个工业实力差距悬殊的国家来说,这些“小变量”都是可以忽略的,苏联建立后,在经历20年不间断的工业化急进之后,最迟到1937年,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这样一个国家显然不适合日本人主动挑战,然而盲目迷信“精神力”的日军参谋们根本看不到这些。 其实,在诺门坎战役正式开打前,日军已经领教过一次苏联人的厉害。1938年,在苏联与“伪满洲国”交界的张鼓峰地区,日苏之间已经爆发过一次边境摩擦,面对只装备75毫米山炮作为重武器的日军,苏军出动由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组成的钢铁洪流进攻,最终打得日军第19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付出了死6914人、伤1440人的惨痛代价。然而,辻政信等人拒绝看到这场前哨战背后所隐藏的两国军事实力的差距,于是通往诺门坎战役的道路就这样被铺平了。

一战赔掉所有家底儿

1939年5月初,在苏联支持的蒙古国与日本支持的“伪满洲国”边境的诺门坎地区,日蒙两支巡逻部队发生摩擦。摩拳擦掌已久的辻政信见此机会,立刻联系驻扎在该地区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要求其所部对边境对面的苏蒙联军发起进攻。诺门坎战役正式打响。 临行前,辻政信告诉小松原,说自己曾驾飞机越境侦察过,对面诺门坎苏蒙驻军不过400余人,派一个大队(约800人)进攻足矣。碰巧,小松原中将此前曾经当过驻苏武官,正经见识过苏联的军事实力,慎重起见,他最终还是带上两个大队的兵力出发。但仗一打起来才发现,对面的苏蒙联军有蒙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总兵力超过6000人。在苏蒙联军的密集炮火下,两个大队的日军顷刻间灰飞烟灭,所谓的“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就这样以日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诺门坎无非是第二个张鼓峰而已,但恼羞成怒的日军在大败后决定增加兵力。6月20日,日军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向诺门坎进发,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被公认是日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对面的苏军在意识到日本人有意寻衅滋事后也加强了兵力,此时已经在诺门坎集结了57000人、500辆坦克、385辆装甲车、542门火炮、515架飞机,并换上了在后来的二战中大名鼎鼎的“救火队员”朱可夫大将坐镇,等待日军的是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伏击圈。 1939年7月4日,严阵以待的苏军在将进犯的关东军步兵主力轻松击溃后,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朱可夫将军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说白了,日军坦克部队在诺门坎表现得既无战术也无技术,更何况,苏军的T-28等坦克在机动性和装甲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毫无招架之力。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 第二次诺门坎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其实胜负已分,然而,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这之后继续增兵,只是在丧失一切技术兵种支援后,日军的战争形态回到了日俄战争时代“白兵突击”的老路上,又折腾了两个月才最终承认失败。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战争的后半阶段,日军一直在试图用血肉之躯阻挡苏联的钢铁洪流,但从用兵比例上看,日军居然一直处在“以少打多”的状态,自始至终在诺门坎一带集结的日军兵力没有超过6万人,实际投入战场的兵力甚至不足3万,而对面的苏军此时已经在河对岸集结了9万之众。也就是说,战争后期日军处于从装备到兵力的绝对劣势,全靠辻政信等人迷信的武士道精神在那儿苦撑着。 日军之所以不敢在诺门坎一线增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长沙会战在即,被中国军队牵制的关内部队根本无力向诺门坎增兵,从这个意义上说,诺门坎战役苏军的取胜也有着中国军队的一份功劳。 9月9日,已经弹尽粮绝的日本不得不直面现实,日本政府当天通过驻苏大使向苏联提出诺门坎停战要求。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停战协定。历时4个多月的诺门坎战役,最终以日军大败收场。而在两国签订协议时,欧洲的战火才刚刚燃起。 在诺门坎战役中,日军阵亡18000人,丧失了唯一一个坦克师,损失可谓空前惨重,更重要的是,诺门坎的惨败打蔫了日本陆军内部以辻政信为代表的一批“北进派”。在认识到苏联人不好惹后,主张南下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当然,打不过苏联人的日本是如何以此反推出自己应该挑战美国的,这个逻辑我们至今不得而知。可以确知的是,诺门坎一战的确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帮助苏联清除了埋在其远东边境上的定时炸弹。1941年,当莫斯科保卫战苏德双方都拼得油枯灯尽时,正是从西伯利亚抽调的远东军团成为左右战争天平的最后砝码。而面对在远东大唱空城计的苏联,被打怕了的日本人自始至终也没敢越雷池一步,一门心思地去准备偷袭珍珠港了。诺门坎战役在冥冥中扭转了后来整个二战的格局和走向,它是一场爆发在大战打响之前的转折之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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