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洪武年间北元败退沙漠，在明朝经年累月的打击下，北元逐步丧失了政权正统性，被部下鬼力赤篡位，改称鞑靼部落。而鬼力赤部下阿鲁台对其弑君篡位行为不满，又将鬼力赤杀害，迎立元朝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在朱棣即位后，为了更彻底的打击多次南侵的鞑靼，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北伐，瓦剌的首领马哈木觉察到击败鞑靼，壮大自己实力的机会来临，于是对明朝故作谦卑，实则一直引诱明朝攻打鞑靼，自己紧随其后捡便宜。这一招的确奏效了，被明朝打击过的鞑靼不堪一击，马哈木轻松的就击杀了本雅失里，在他死后，他的儿子脱欢则击杀了阿鲁台，同时把瓦剌内部分立的另外两个部落首领杀害，统一了瓦剌。
阿鲁台死后，鞑靼无力与瓦剌抵抗，内部又分裂为了以元朝后裔脱脱不花带领的一支和阿台，朵儿只伯带领的一支下，而朵儿只伯带领的人迁徙到了亦集乃路，以劫掠甘，凉为生。随后脱脱不花袭杀了这两人，重新统领了鞑靼部众。同时瓦剌的脱欢虽然实力强大，妄图称汗，但不具备“黄金家族”的血统，部下不允许他称汗，于是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立为丞相，至此，瓦剌基本统一了蒙古诸部。随后，脱欢去世，其子也先在继承他的地位基础上更进一步，自称“太师淮王”，实际掌握了蒙古的最高权力，脱脱不花徒具可汗名号，无法制衡也先了。
在永乐以后，卫所士兵的逃亡现象就愈发严重，这不仅有制度上的原因，也与明朝国力的下滑不无关系，京城三大营位于天子脚下，尚且处于常年不满额的情况，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
而此时随着也先逐渐掌握了蒙古诸部的最高权力，他的野心也在疯狂的生长，也先想要恢复蒙元昔日逝去的荣光，于是联络各个部落，在正统十四年分三路大举入寇。《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四年七月乙丑)是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脱脱卜花王寇辽东。阿刺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人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拒守。报至,遂议亲征。”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也先此次入寇准备充足，规模极其庞大，也先本人带兵攻打大同，阿剌知院带兵攻打宣府，脱脱不花进攻辽东，又分一部分兵马攻打甘肃等地，沿着明朝长城九边从辽东到甘肃处处烽火，情况万分危急。
自大明开国以来，从朱元璋，朱棣，乃至仁宗，宣宗，无一不曾亲冒矢石，这种尚武精神也激励了年轻气盛的英宗，他认为自己与父辈相比并不会有多差，于是不顾群臣谏阻，执意御驾亲征，和国力正盛的瓦剌决一死战。然而他却不知道，和活了40多年的老油条也先相比，他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屁孩罢了，无论手腕，权谋，都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
果不其然，英宗先是盲目出兵，大军准备不足就强行出发，之后又不肯听郭登的建议从紫荆关回京，反而选择东至居庸关，我猜想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其实是不甘心这样两手空空就回京的，他不走紫荆关回京反而向东行进至居庸关，应该是仍然还想着寻找也先主力决战，但最终酿成了土木堡的惨剧。
《明史》以及不少史料将这一路线选择的罪名算在了王振头上，说是王振因为害怕家乡麦子被大军践踏，所以选择绕道，其实王振不过一个太监哪有那么大能量指挥二十万大军，最终决策必然是英宗下达的无疑，只不过为尊者讳，这个罪名自然不能让英宗承担，王振就成了最好的背锅侠。
最终到达土木堡时，英宗带领的大军陷入了也先大军的围困之中，但京军三大营不愧是天下精锐，就地驻防修筑工事，行伍严整，也先没有丝毫可趁之机。虽然此前也先已经占据桑干河上游切断水源，然而围困三天，明军毫无崩溃的迹象，不得不让人称赞明军的精悍。也先无奈之下选择与明军和谈，达成协议，放明军走出包围圈，似乎事情到这里已经完美解决，这件事会像当年刘邦“白登之围”一样有惊无险的度过。
然而事情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转折，英宗急于脱困，于是下令移营，明军从防御工事走出来变为行军状态，一支军队在行军状态时无疑是最为混乱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大军保持战斗队列缓慢的移动，直到脱离包围圈，但是英宗缺乏指挥大军的经验，相比刘邦几十年的战场经验，他差的太远了。老油条也先此时一看天赐良机，哪还管你什么和谈的事情？二话不说直接开打，十数万骑兵冲锋之下，明军阵型瞬间被瓦解，明朝大败，直接导致明朝国力由盛转衰，二十万精锐士兵葬送在了英宗错误的指挥之下，同时葬送的，包括大量的朝廷重臣，军事勋贵的后辈子弟，这些都是大明当时的人才以及未来的军事人才，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死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里，英宗对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土木堡之变示意图
明朝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思伦发听到明军下云南，破大理，内心惶恐，作为平缅宣慰司首领主动投诚，得到明太祖朱元璋承认，得以继续统领平缅并兼领麓川。之后思伦发造反，被沐英大败投降，用贡赋为自己赎命活了下来，继续统领麓川。到宣德年间，麓川都一直勤于入贡，借此来掩饰他们夺取木邦，孟养等地扩大自己实力的意图。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不可能遮盖住的，只是明朝在南方困于交趾的用兵，暂时无法腾出手来收拾他，姑且让他得意一时。
而在另一边，自永乐时起就绵延不断的广西瑶乱正在向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瑶民们以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藤峡为据点出入叛乱，鹿荣，顾兴祖，肖绶先后讨伐数十年，然而总是摁下葫芦浮起瓢，这边的乱民平定了，那边的又起来了，仿佛永远没有结束。顾兴祖上一秒还在奏报：“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藤峡地连贵县、平南、武宜及柳州、庆远,山势陡峻,江滩迅急,蛮寇据为巢穴,每每于此处劫杀人谅财,自浔州武宜江路阻涩二十余年。今亲领官军至武宣峡口,水陆夹攻,剿灭渠凶,余党悉平,边境宁息。”（洪熙元年七月辛卯），下一秒就“寇据思恩县大小富龙三十余峒,固守险阻以拒官军。兴祖等督兵分道攻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寅），可见当时瑶乱多么的频繁。
麓川宣慰司
在思伦发死后，其子思行发，思任发先后继任成为麓川宣慰司长官，思任发继位后愈发骄横，一边按时上贡伪装良善，一边侵略金齿等地，危害大明西南边疆安全，引起黔国公沐晟警惕，上疏请求讨伐思任发，把他的野心扼杀在萌芽之中，于是正统四年，沐晟同沐昂，方政一起驻扎金齿，前往讨伐思任发，前期进展颇为顺利，击败思任发一路追至高黎共山。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竟然是思任发的计谋，佯装溃退诱敌深入，在上江一带方政带领的明军太过深入，被思任发抓住机会，出象阵破敌，猝不及防之下明军大败，沐晟害怕朝廷斥责竟突然死亡。明朝一时难以组织军队讨伐，思任发得胜之下更加骄狂，进犯大侯，孟琏等地，明军一时无法压制他。
不少朝臣如何文渊，刘球等人都以劳师无功为理由，希望能够罢除对麓川的征讨，这也充分说明了明朝此时军事上明显的衰退，导致了无法压制麓川。但是西南告急，不可能放任思任发不管，于是明朝以定西伯蒋贵为总兵官，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势必要平定麓川方可罢休！
王骥先破思任发上江江防，再诱败象兵，打通了高黎贡山道最终突破思任发的山寨。打的他逃亡孟养，最终被木邦所抓获，成为了献给大明的俘虏。但是思任发之子思机发逃出生天，仍然伺机而动，准备招纳亡命再图叛乱。而缅甸抗拒明朝的圣旨，拒绝交出思机发，明朝怕再有一个类似麓川的出现导致西南边疆不稳，重新命令王骥再次讨伐缅甸，而思机发则占据孟养休养生息。
思机发以为孟养天高皇帝远，可以依据险阻，于是继续传承其父永不服输的作死精神，坚持抗争到底，正统十一年，沐斌出师追缴思机发无功而返，于是明朝第三次派出王骥讨伐麓川。正统十四年，王骥带兵从腾冲出发，攻拔思机发山寨，斩获不可计数，但是思机发还是跑了，而他们剩下的部众也拥立了思任发的小儿子思禄占据孟养继续作乱，王骥出兵太久，士兵疲惫不堪，不宜再继续作战，只得作罢回师。明朝在金沙江立下界碑，严正警告思禄不得过江，否则后果自负，终于才勉强使得作乱十多年的麓川暂时平静了下来。
而在另一边的广西，此起彼伏的瑶乱也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从永乐年间就造反的瑶民韦万王虽然在正统十年伏诛，但他的榜样作用使得后继者源源不断，《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三月甲申)广西大藤峡蛮贼五十余宗,或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流劫乡村,侵犯诸县。”说明了当时情况的严峻。甚至因为苗瑶叛乱数不胜数，官军捕杀不及使得自己被反杀，指挥官多有阵亡导致无人领军的情况出现，甚至到后来官军见到叛贼因为害怕而不敢逮捕。(正统十四年六月庚戌)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候爵奏:“靖州等处;苗贼流劫淇溪寨及辰溪县等处,官军往捕不胜,反被杀死都指挥高亮等。今又纠率丑类来劫晃州等处,缘亮已死,无人领军。”这种情况终英宗一朝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可见明朝的地方驻军战力衰退之严重，以及苗瑶之凶悍。
大藤峡瑶乱示意图
从英宗一朝战绩来看，军事实力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高层指挥失误，葬送了帝国培养多年的精锐；有的则是地方驻军战力衰退，民乱凶悍无法压制；有的则是地方土司叛乱，出动大军往复数次方能克坚，平定叛乱艰难如此。
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下，英宗朝明军的战力始终处于一个衰退的状态，以至于宪宗上台后把整顿军备当做头等大事，撤换总兵官，核实军额，包括把英宗朝留下的各种烂摊子给解决掉，使得宪宗朝成为了明朝一个用兵的小高峰，宪宗也被称为“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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