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革命家梁启超流亡海外，1903年，他因海外华人邀请访问美国。
当时的中国旅行者，由内地到上海香港，眼前一亮感觉见到了新世纪。
等从上海香港到了日本，又感觉眼界一变。
等从日本到了美国西岸，眼界又一变。
最后从美国西岸到美国东岸纽约等地，才感慨这才是繁荣的顶点。
19世纪后期纽约的高架铁路系统
在纽约，最高级的旅馆房间每日150元，豪华程度向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靠拢，就连李鸿章来访都只能住房价仅一半的二等房。
回顾纽约城市史，梁启超发现纽约从一个人口仅两万的小城发展为逾三百五十万的”世界第二城“仅花费了120年（1783-1903年）
古代大都市，无论东西，大多是由于政治军事上的目的而设立。中国的长安和汴梁毋庸多说。而古代希腊之雅典，斯巴达乃至中世纪的意大利都市，也都是先成为政治中心，之后再转变成经济中心的。
梁启超认为：这种因政治权力的集结而造就的大都市。虽然也能达到繁盛，但终归有所限度。
而在现代，以纽约为代表的，以制造业和商业为根本的现代大都市，其发展速度和限度才真正不可限量。梁启超看好欣欣向荣的纽约，认为纽约的发展在1903年还远远没有到其极限。
2018年，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册2018》中，纽约和伦敦并列，同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Alpha++级别。
近代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有名言：野蛮时代，以生产机关为武备机关之供给物。文明时代，以武备机关为生产机关之保障物。
宋代的汴梁（开封），虽然没有长安和洛阳那样的四塞险固利于防守，但开封交通便利，雄踞中原，利于战，利兵利民，对于五代年间的各个侵略心极强的政权来说，可进可退。
公元952年，周太祖郭威正式下诏动用55万人工修补开封城墙，他认识到，后周建设开封，不可能仿照汉制或隋制在一片白纸上重新规划，只能根据开封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所以后周-北宋时期开封城的规划严整程度，不如唐长安。
但正是因为少了官府的规划，反而使中国大都市从唐长安那种封建堡垒型的”巨大兵营“，转变为更符合近代标准的商业大都市，由于坊市的取消，在北宋开封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开辟出新的商业空间，从而为民间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准备好了温床。
北宋的汴梁（开封），几乎具备了近代城市文化所拥有的一切要素：发达的娱乐和餐饮服务，以消防队为代表的市政建设和公共交通，甚至还有剿之不尽的黑社会治安问题。
而北宋汴梁人口一般意见是远远超过百万，甚至有人认为在1000年前后已经超过二百万。超过同时期伦敦规模百倍。最繁荣的地带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万人，即使和今天的大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是，仅仅过了40多年后，宋金停战，宋朝使臣访问已经归属金朝的开封城，发现过去最繁荣的外城区已经是大片的废墟，长满了草，几十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百万居民已经无影无踪。当年热闹的坻店，酒楼，商铺变成了田地和废墟，野狗和乞丐穿行其中，到处寻找食物和物资。
金人未必不想重建开封的辉煌，海陵王完颜亮力排众议坚持迁都开封，并重修宫舍，但奈何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想恢复汴京的辉煌已成水中之月。后来的元明清三代，开封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三四十万的数量，逐渐默默无闻。
1898年的开封地图
另一个例子唐长安，其实也是如此，自隋大兴城建成，到晚唐朱全忠废毁长安，历时约300年，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哀叹“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后世虽然有长安城，但已经和盛唐时期完全不是一回事。宋代的长安城是以唐代的宫城为基础改建的，面积只有唐代长安城的1/16。
唐长安庞大的都市区快速退化成田园和荒野，曾盛极一时的雁塔，曲江，在宋代”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
我们按照梁启超的思路回过头去看，唐长安，宋汴京等古代大都市确实有过于依赖政治和军事因素，重消费轻生产的问题。
北宋元丰年间，因为朝廷推行免行钱改革，我们得到了当时开封城内所有民间工商业者的人数资料，合计约有15,000户，只占到全城户口1/10强，还没有开封的驻军多。就算把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官匠或者兵匠加入，宋代开封从事工商业者也不过占到城中户口的20%左右。
而我们翻开民国时期1947年中国各大城市人口成分调查，会发现哪怕是刚刚有了初级工业化影子的现代城市，其工商业从业人口比例，也大大高于宋代开封。
仅仅20%的人从事工商业，能够供养上百万的消费人口吗？显然不可能，所以北宋朝廷规定，各州郡的财赋，除自留一小部分外，其余运往京师开封或其它指定地点，由中央掌管。事实上是从全国单方面吸血，养活一个庞大的中央朝廷及驻军。
1080年，为了推行保马法，朝廷在北方各地搞了一次财产调查，结果发北方各地区40%的富户都居住在开封。（富户的标准是在城市拥有300万钱家产，在农村的则拥有500万钱家产）
为何当时的开封能集中全国财富？这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下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而是因为政治权力集中而导致的特殊现象。
《邺侯家传·门匠》条载:唐时运漕,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纲船夫并牵一船,仍和雇侧近数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中,更不復见。
三门峡附近的船工都是山西平陆人，自古有句话：自古无船匠墓,为何没墓？因为干这行的迟早都会死在激流中，死无葬身之地。
另外，当地传说水下有米堆，谷堆，都是数百年来往的沉船累积所至。
为什么平陆县人要世代干这种危险性极大的工作？因为唐代长安的百万人口需要粮食，而这些粮食在关中平原不能解决，所以需要从关东地区千里迢迢的运输而来，古代主要是凭借水运，在三门峡这里处，水流急速，险滩暗礁遍布，漕船稍不留神就会撞得粉身碎骨。
盛唐时期，每年必须经由三门峡地区从河北和江南，向长安运输400万石粮食，这样才能供养唐代长安的百万人口，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强制力，很难想象会有人愿意花费如此大的代价运输这么多粮食到达长安。
所以为何长安在唐末被毁灭后无法复原？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奇迹，后来的朝代犹豫再三，继续花费如此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重建这种运输体系太过困难，还不如直接迁都到粮食供应更方便的东部地区去。
所以说无论是唐长安，还是宋汴梁，这种由政治权力营造的巨大都市，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结成的特殊现象。
参考资料：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唐关中农业与长安城粮食供应研究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城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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