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六根清净，把素持斋的形象，整日面对青灯古佛，诵经修行，以求普渡众生，让大众脱离苦海。他们严格遵守清规戒律，少则五戒、八戒，多则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而其中的色戒更是戒中之戒，连风尘中的艳词调都听不得。身为和尚，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宋朝就出现过一个写艳词很有名的僧人，几乎家喻户晓。

这个和尚叫仲殊。僧仲殊，安州（今湖北安陆）人，生卒年不详，本姓张，名挥，本为北宋进士，后出家为僧，曾住苏州承天寺、杭州宝月寺，法号仲殊。其本为士子，怎么想到去出家了呢？这是还要从他老婆说起。仲殊生性豪迈洒脱，喜欢游山玩水，写词作赋，连当时顶级流量明星大文豪苏轼也非常欣赏他的诗词，想结交一番。因常年在外游历，冷落了妻子，于是红杏出墙了。他老婆也是个狠角色，怕东窗事发，竟然在汤里投毒谋害亲夫，幸好发现的早，被人喂了蜂蜜解毒，小命算是保住了。但其心理上对于妻子的背叛无限失望，因为失望而放弃繁华的大千世界，遂遁入空门。

《邵定吴郡志》卷四十二云：“仲殊，字师利，承天寺僧也。初为士人，尝预乡荐。其妻以药毒之，遂弃家削发。时食蜜，以解药毒。

虽然身体遁入空门，但心里却依旧于红尘中神游。他入佛后未与任何佛门中人有过交往，相反与世俗中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是因为本身的文学才华，或是因为内心从未离开俗世，仲殊与众多的文人、官员广泛交游，以诗文酬唱结交达官显贵，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的吃货死党苏东坡。

苏轼当时在苏州做官，而仲殊也在苏州宝月寺出家，苏轼很早就欣赏仲殊的才华想与之结交。他一度因为读一段佛经而不得解想得到仲殊的帮助，而仲殊也欣赏苏轼的才华，二人性格相仿，才情相当，很快就一起把酒言欢。他们一起游览西湖，一起吟诗作赋，好不惬意，甚至苏轼在睡梦中都曾梦到过仲殊。此事发生于元祐六年（1091）三月，当时苏轼本来是在杭州任职，于元祐六年时却又一次被召回朝。在回京途中露宿吴淞江时做了个梦，梦中仲殊弹着一把十三弦的破琴，发出异响，苏轼问为何琴有十三弦，仲殊没有回答，而是作了一首诗。更惊奇的是在此梦之后第二天，苏轼又作了同样的梦，惊诧之余，苏轼将梦中仲殊写的诗写了下来并送给了他。由此可见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度数形名不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见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

仲殊喜好写艳词的原因是什么？这可能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的遭遇有关。

宋代经济文化事业繁荣，文人士大夫们更加刻意地追求物质与精神上的享乐，普通市民则热衷于市场中的摊铺作坊，崇尚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种贪图享乐、纸醉金迷的风气。这种生活模式的变化最集中地表现在士大夫之间迎来送往的集会上，歌舞宴乐在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流行，狎妓游乐成为了这一阶层典型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繁荣也影响到了佛门寺院，寺院甚至开始普遍开设以盈利为目的的店铺、仓库等商业活动，而僧人们在满足了经济需求的基础之上，开始更加关注人情人欲的宣泄，佛教开始世俗化。佛门的世俗化特性首先表现在僧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修行已经不是僧侣们唯一的生活内容，他们开始注重追求精神方面的愉悦，当时的佛门僧人中不乏饮酒食肉之举，甚至有一些僧人敛金收财、狎妓游乐、娶妻生子，与世俗之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僧人仲殊放荡不羁的个性正是佛教世俗化特征的显著表现。

仲殊出身士子，因为在感情上遭到了背叛而出家为僧，出家前的遭遇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创伤，即使皈依佛门也依然无法化解。这种心灵创伤大多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当中，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于男女恋情的描写，风格绮丽婉媚。仲殊因为受到伤害而被迫皈依佛门，实际上却是凡心未尽，对于凡尘俗世的爱恋情思、繁华笙歌，对于文人舞文弄墨、赏花看月的闲逸生活从来不曾真正忘记，即使出家之后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些深藏于内心深处的人生追求。作为一个心思细腻、情感丰富的僧人，仲殊没有别的宣泄方式，诗词的创作就成为了他满足理想的主要手段。在诗词之中将自己的细腻情思尽可能地放大，不为迎合任何人的眼光，一切只为自己心灵上的愉悦。

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烛片雪上钳锤。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著花迟。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

也许是因为受伤太深，心灵的创伤一直无法愈合，仲殊后来写的很多诗词都表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厌倦和愁苦，作品当中表现出很多的负面情绪。或许正是这种心灵上的孤寂与愁绪使其彻底看破了生死，终于于崇宁年间（1102-1106）于僧房内自缢而死。前生和来世都不是仲殊所关心的，他只在乎今世是否快活，当游历四方、对酒当歌的生活不能填满其寂寞的心灵时，他便选择了放弃，在自己的僧房之中以自杀了结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