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入关之前，统治政权带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及自入关，这种残留依然十分明显。即便是到了乾隆时期，八旗贵族中主奴之间的依存关系还很严重。所谓的“奴”便是史料中经常提及的“家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地位，受尽剥削。到了清代中期，已经严重影响到八旗制度。

乾隆狩猎图

​于是，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乾隆帝下了一道释放八旗“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谕旨。他说：

“……现今八旗户口日繁，与其拘于成例，致生计日益艰窘，不若听从其便，俾得各自为谋。著加恩将现今在京八旗在外驻防内另记档案及养子开户人等，俱准其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并许其带往。”（《清高宗实录》）

“开户家奴”是如何产生的，其地位又如何？

乾隆帝在谕旨中提到的“开户家奴”，亦简称“开户”。最初是八旗异姓贵族（王、公、侯、伯、子、男）、官员、富裕旗人的“包衣”（即奴仆）。从太祖努尔哈赤起，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官员占有大量包衣。这些包衣的来源主要是：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于旗人或过继于旗人。

满洲贵族装束

​宗室王公一般都有上千包衣，如：统军入关的睿亲王多尔衮，仅“投充人”便有一千四百余丁，连带家口，多达数千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仅收留的其他王公官员等逃亡包衣，就有一千余人；清初开国有功的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除去关内包衣外，在关外种地的包衣还有一百多户。

包衣的数字在顺治初年是十分庞大的。据统计，顺治五年，整个满洲八旗仅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而包衣却有二十一万余丁，加上其妻室儿女，当有百万之众。

早期，上百万的包衣，主要是耕种家主庄园田地，纳租养主。同时，还有部分包衣从事家务劳动，随主从征厮杀。康熙以后，由于满洲官员、兵丁的阵亡、负伤等因素，部分包衣被家主收为养子，令其披甲当差，领取钱粮，养赡主人。

由于广大包衣强烈反对家主的“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大批地逃亡。顺治十年至顺治十一年初，一年之间逃人多至数万，庄主不得不招民佃种。另外，一部分旗人家业衰落，将地典卖，许多庄头和包衣也暗中典卖土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员庄田和兵丁份地，大都已由农奴制经营方式，过渡到一般封建租佃制。

京师八旗驻防图

​旗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许多包衣无地可种，需要庄主养赡，不少家主境遇恶化，自身尚且不保，焉能供给包衣吃穿。在这种情况下，庄主就不得不将包衣放出本户，令他自谋生路。

从康熙中期以后，陆续有包衣脱离本主，自行开户，另载旗册，但政治身份依然是奴。这种“开户家奴”，不管是京城八旗，还是外省驻防，人数都相当多，成为影响八旗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本是好事，但实施起来很有难度

对于众多的“开户家奴”，处理的办法不外有三：一是将其释放出旗，载入民籍；二是提高其身份，使其变成“正身旗人”，和八旗享有同等的待遇；三是维持现状，因循苟且，不予解决。

第二条应该来说是中策，但是此策很难实行。自大清开国后，主奴有别，家主尊贵无比，包衣极为低贱，这已经成为清朝社会生活中牢不可破的传统。要想打破主奴之间的界限，化奴为主，奴主相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办法根本无从谈起。

乾隆帝朝服图

​而且，乾隆初期，八旗生计问题已很尖锐，人口增多，官职、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难以谋得一个领取钱粮的位置，开户家奴如再提高为正身旗人，人多职少的矛盾必然愈加尖锐。

第一条，即释放“开户家奴”出旗为民，当是上策，可是阻力也很大。尽管有些家主已经释放了包衣，有些包衣经过斗争也取得了民人身份，脱离了旗籍。但是，要让大量的“开户家奴”摆脱家主的辖束，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必须清楚，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帝的曾祖父顺治帝便以包衣是“先朝将士血战所得”，而严惩收容逃亡包衣的“窝主”，更重责谏阻的汉官。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样，尽力控制包衣于八旗之内，根本不许包衣出旗。就是乾隆帝本人即位之初，也同样实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的权利政策。

乾隆三年批准了一条新订的“旗人开户例，规定：“凡八旗奴仆，原系满洲、蒙古，直省本无籍贯，带地投充人等虽有本籍，年远难考，均准其开户，不得放出为民”。

第二年，乾隆又批准了一个更为详细更为苛刻使包衣难出旗为民的法例：

“国初俘获之人，年份已远，及印契所买奴仆之人，有盛京带来，带地投充之人，系旗人转相售卖，均应开户，不准为民。又，八旗户下人家，有本主念其世代出力准其开户者，亦准其开户。”

八旗贵族装束

​虽然乾隆帝曾经批准了维持旧制的法例，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治理国政的才干迅速提高，经验愈加丰富，更加感到“开户家奴”问题需要承认现实并有所改革。因此才有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发出的这道谕旨。

遵照上谕，户部会同八旗都统会议上奏，对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开户家奴中，凡在京文武官员，由吏、兵二部定议，将其调补汉缺，外任绿营将弁和文官“即令出旗为民”；其系现在捐纳候补人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亦准其为民；闲散人等（无官职功名的开户家奴），令各该旗询明愿入何处之籍，咨地方官，令其入籍，仍造册户部备查。

乾隆盛世万邦来朝

根据上谕，大批“开户家奴”和宗室王公的包衣被释放出旗，转入各省州县，成为民人，不再是旗奴了。如一等子范文程家，其子孙便遵照上谕，将关外庄园的包衣家奴十四户，全部入民籍。

乾隆二十四年，又颁布了“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近岁契买奴仆，如实系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呈明本旗咨转行地方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谋仕官。至伊等子孙，各照该籍民人办理。”

八旗“开户家奴”、“赎身户下人家”和宗室王公部分包衣的出旗为民，使八旗的旗下家奴人数大为减少，从顺治时期的二十一万余丁降为八九万丁。

《乾隆王朝》剧照

​“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是清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在“包衣”这一关系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上，敢于突破祖制的束缚，厉行改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对于此举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