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生计问题始终困扰康熙、雍正,乾隆继位后做了哪些努力?

自康熙晚年以后,“八旗生计”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统治者,也出台了不少措施予以补救,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却不明显。八旗奢侈腐化,挥霍银米,入不敷出,家业衰落成为常态。乾隆帝在位期间,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曾在短时间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四日,刚继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了两道专讲八旗生计的谕旨,部分摘录如下:

“八旗生齿,日渐繁庶,而生计渐不及前。朕日为旗人详细筹划,于喜丧之事,照常给予恩赏银两外,屡次赏赐兵丁钱粮,又降旨免欠项,仍恐于旗人生计,不能永远有益,今又饬查官房官地,赏给以为产业。但旗人甚众,虽行赏赉,未能周遍。”

在这两道谕旨中,乾隆帝讲了五个问题,一是旗人增多,二系旗人浪费,三是八旗兵丁多数“寒苦”,四为皇恩屡施,五是无济于事。集中起来也就一个问题,即旗人生计困难,时人称之为“八旗生计”问题。

八旗生计问题源于康熙朝,其后更甚

从顺治朝至康熙二十年期间,清军攻南明、剿农军,讨伐三藩,兵火连年。八旗兵丁“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伤亡惨重,以至于丁口稀少,兼之军装战马,用费浩繁,广大兵丁生计艰难。

​康熙四十年以后,基本处于和平时期,生产发展,人口迅速增长。顺治五年,八旗满洲男丁数量为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到了康熙六十年,满洲男丁为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比顺治五年增加了近三倍,蒙古为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也增长了两倍多。

雍正初年,人口增长更快,各地驻防八旗人口迅速增加。雍正九年,陕西西安将军泰布奏:西安额设驻防八旗兵丁八千名,“今户口繁滋,现在入册闲散幼丁,共计二千六百余名,请添养育兵八百名。”荆州将军所辖旗兵为四千人,而入册之闲散便有二千四百余名,为正额的百分之六十。

北京人丁之增长,更超过了驻防旗人。乾隆十年,御史柴潮生上疏理财三策,第一策讲的就是北京八旗人口的大幅增长,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进士魏源也指出,“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年已数十万”。

​人丁增长了数倍,而兵额却始终不变,顺治到康熙中期,北京满洲、蒙古、汉军共一千一百佐领,约十万人。广大八旗满洲兵丁本已处境艰难,现在繁衍不断而钱粮不增,这就出现了以一丁养十余丁,甚至几十丁,其处境可想可知。

因此,从康熙中期以后,八旗兵丁和部分官员、领催,纷纷典卖旗地,甚至违法卖予民人。史载:“民典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之间,即有此风”。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奏称:“近年以来案牍日多,词讼不息。臣等伏思,康熙年间典卖旗地,至今多则八九十年,少亦三十四年。”

钱粮份额不增,人口大量滋生,旗地又典卖,坐困于北京及畿辅五百里内的数百万旗人,生计艰难,而且每况愈下。这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的支柱八旗军队的素质,昔日百战百胜的八旗劲旅,战斗力已大为削弱。清帝视八旗甲兵为国家根本,没有强大的八旗军队,爱新觉罗的江山是很难保住的。因此,从康熙帝起,便极力设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康熙、雍正做了哪些努力?

康熙帝主要采取了赏赐银两的办法。早在征讨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就谕告八旗兵丁要奋勇杀敌,允诺平乱之后要对他们从厚奖赐。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康熙帝谕户部:

“八旗甲兵,国之根本,当使生计充裕,匮乏无虞。向因剿除三逆,久历行间,制办军器,购送马匹,兼之户口日增,费用日广,以致物力渐绌,称贷滋多,朕每念及,深为轸恻,若不大沛恩施,将愈至困迫,难以资生。”

这道谕旨下发以后,康熙帝马上又给出了具体意见:“今八旗满洲、蒙古护军校、骁骑尉,及另户护军、拔什库、马甲,并子幼或无嗣、寡妇、老病伤残告退人等家人下马甲,所有积债,尔部动支库银给还。汉军每佐领,各给银五千两,令其偿完债负外,余者各该都统收贮,以备公用。”

康熙帝这次共赐银五百四十余万两,平均满洲每丁可得银七八十两至一百多两。随即又设立官库,贷银于贫困需钱的八旗官兵。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谕免三次出征准噶尔部的八旗兵丁所有借官库银两。四十二年又贷给八旗兵丁银六百五十余万两,至四十四年,尚欠三百九十五万余两,康熙帝亦命免除。五十六年,再免兵丁欠官库银一百九十六万余两。仅三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六年这三次,共赐银、免欠银一千一百余万两,平均下来,北京八旗每丁可得一百余两,数量确实不小。

​雍正帝即位后,几次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每次三十五六万两,又创行井田,约派二百户京旗人员往霸州等处种地,并立“养育兵”新制,增添了五千一百二十名养育兵,从八旗余丁中挑选。可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乾隆即位后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补救呢?

乾隆帝继承了皇祖、皇父以八旗甲兵为国家根本的国策,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他一方面“频频赏赉,优恤备至”,宽免旗人亏空的钱粮,查还其入官的坟茔地亩,赐还部分官员获罪革退的世职,希望令旗人“家给自足”。另一方面他又着重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增加养育并名额

乾隆三年规定,满洲、蒙古八旗原设的四千一百六十名养育兵,由每人月银三两减为二两,余下的银两另增二千零八十名养育兵,并将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增加养育兵十名,汉军旗每佐领下增加六名,合计增加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名,比雍正时期增加了两倍名额。

​乾隆十八年又规定,原设之养育兵,月银减少为一两五钱,余下之银,另增新养育兵五千零四十四名,再“恩赏”五千零四十四名,每月皆为月银一两五钱,合共设养育兵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

第二件事是赎回民典旗地

乾隆五年,拨发帑银,赎回民典旗地数千万亩,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又赎回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四顷,每年收租银三十一万余两,以备“赏给贫乏旗人,以资养赡之用”。

第三件事是迁移部分京旗人员到东北耕种田地

虽然雍正帝的“井田制”没有成功,花了数万两白银,移去了不到二百户,十年之内,咨请回京的就有九十多户。乾隆即位后,将它改为屯庄,但不少有识之士,如舒赫德、柴潮生、孙嘉淦等,皆先后奏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都而还淳朴,分京师生齿之繁”。

乾隆帝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在二十年决定,遣派京旗人员,前往吉林拉林垦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他就此事下谕说:

“数年以来,朕念八旗生计维艰,曲为筹划,除八旗额设前锋、护军、马甲外,复特降谕旨,添设领催、养育兵额,伊等生计,较前已有起色。但念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是以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此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至意。”

​虽然乾隆帝亲自主持拉林垦地之事,花了大量银两和精力,督促官员经管,但也未取得多大的成效,原定派三千户,实际只去了两千户,而且到达之后,并不认真耕地,四年之内,逃回者甚众。

此外,为了减轻八旗人口压力,乾隆七年四月十三日,乾隆帝又下谕宣布允许汉军人员出旗为民,可是出旗者毕竟不多,过了一年,才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名汉军人员愿离旗入民籍。

尽管乾隆动用巨量银米,力图减少八旗人员的困难,但八旗生计问题一直延续到清末仍是困扰历朝统治者的一大难题。但凡事总有对比,乾隆帝的一系列政策,整体来看,不管是力度还是效果都远远要强于康熙、雍正。

当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乾隆时期国力鼎盛,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八千余万两、七千余万两、六千余万两之间,这个数字不仅在清朝,就是在以往的汉唐盛世,也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乾隆帝于十五年便大讲“国家全盛之时”,到了三十二年更明确宣布“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大清国全盛之势”,“堂堂大清势当全盛”。的确,以当时的国力而言,“盛世”二字从乾隆帝口中说出还是有底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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