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可以说，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召开党以及军队最高领导层会议，并形成自我决议，并坚决执行。是在中共一个生死攸关的、脱胎换骨的，浴火重生的转折点，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识。而这一切有很多前提条件和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与莫斯科失去了联系，没有了束手束脚的指挥棒在头上挥舞。

遵义会议油画，画中二十人

​根据陈云手稿，现在确定的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历史总是这样，很多事件看起来偶然，实则是无数个必然累积而成，这也许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的选择”吧。试想，如果还能和莫斯科保持无线电通讯，那么，历史走向又当如何呢？

当然，中共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还是有着自我约束的纪律性。中共还是要将遵义会议的决定及会议详细情况向莫斯科汇报。

张闻天

遵义会议刚结束，当时刚作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便责成原“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云和潘汉年，作为中共联络员，由李维汉布置，他们二人以人力方式回上海重建隐蔽战线，再赴苏联。

延安时期的陈云

​潘汉年遂与陈云商定，前后出发，以上海潘渭年家作为汇合点。

潘渭年，即潘企之，1930年加入中共。中国经济管理学著名学者，潘汉年堂弟。其夫人吕鉴莹，为潘汉年表妹。

潘汉年先即行出发，由贵州地工，党员秦天真、蓝城安排并护送出贵州，走广西，经广东，到香港。在港即写信与在沪的潘渭年、吕鉴莹夫妇取得联系，遂坐船北上，抵沪。在堂弟夫妇的联络下，与蛰伏在上海的临时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宣传部长浦化人（五人团，三人团之一）和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取得联系。

浦化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而上海在经过了1934年夏、秋与1935年初，连续三次崩盘式的清洗，隐蔽战线的工作已经停滞。

1935年初，莫斯科一样急需知道中国革命发展情况。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派出了阎红彦携带最新无线电密码本，由新疆入境回国，想法给中共中央送无线电密码本，并有“组织一批军事干部赴苏，参加共产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的指令。阎红彦进入新疆后，以商人身份作掩护，走甘肃、宁夏，绥远地区路线。但因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各种封锁，阎红彦无法得知中共中央消息，只是在西北地区不断游走，探索。最后，他到达西安，打听到陕北红军（他的老部队）的一些散碎信息，便又出发去寻找。又至北平，在北平得知了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抵陕的消息，又奔赴瓦窑堡。那时，已经是1935年12月份。

1955年，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阎红彦

​1935年3月，幸存的人员成立了临时上海中央局，但工作开展依然艰难。基本人员都潜伏起来，等待新的指令。

1935年5月，就在潘汉年低沪之时，共产国际在沪的负责人之一，远东情报局的约瑟夫.华尔顿（即劳文斯，或罗伦斯。立陶宛人）。因其交通员陆海防、陆独步兄弟的出卖，被捕。此案也就是国际谍案中著名的上海“怪西人案”。上海的形势又变得分外紧张起来。根据浦化人提议，以及对实际情况考虑，潘汉年返回香港，等待上海的消息。

描写长征途中政治局会议的油画

​1935年6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又在泸定桥召开了会议，即泸定会议。会议议题之一，就是继续派遣陈云并李维汉返沪，重建白区组织，更重要的还是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李维汉因故未成行。

同月中旬，陈云在四川地工，党员席懋昭护送下经雅安、成都，重庆出川。然后孤身一人于月底到达上海。

席懋昭烈士

陈云抵沪，和潘汉年一样，通过潘渭年夫妇与浦化人取得联系，并通知了潘汉年前来汇合。

1935年7月，潘，陈汇合。潘汉年带来了消息，通过以前的老情工梅龚彬，得知了共产国际将于1935年下半年召开代表大会。鉴于上海形势紧张，以及本身都负有打通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任务的重大使命，俩人遂决定秘密赴莫斯科。

1935年8月5日，由二人决定由陈云携杨之华、陈潭秋先行，走水路经海参崴（符拉迪奥斯托克）去莫斯科。

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陈潭秋烈士

​1935年8月20日，陈云等人安全抵达莫斯科。稍后几天之后，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水番为潘，家族同辈行三），乘坐苏轮“东方号”，与陈云同一线路，在1935年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1935年10月2日，陈云，陈潭秋，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及中共代表团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让莫斯科知道了国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并且学习了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这也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即“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还有据此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

​虽然，陈云，潘汉年到达了莫斯科，虽然想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愿望落了空，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但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他们完成了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系任务，但作为最后的目标，如何再与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取得实质性的联系，打通双方之间的联络通道，又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恢复电讯联系，尽快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送达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决定，再度派遣人员回国。

该任务的艰巨远非今人之笔墨所叙。

困难一，路线有三，新疆入境，过远，阎红彦即走这条线路，至今无音讯。东北满洲里入境，但该地区已经被殖民军队日军严密封锁。剩下只有蒙古入境，但要穿越沙漠无人区。

困难二，为了在过各个关卡时的安全与保密，所有的文件精神和新的密电码本只能背下，不带片纸只字。

困难三，派回人员须是有坚定意志，还得是中共高层所认识和信赖的领导级干部，以此作为身份证明。

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老师之一，格奥尔基·迪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

在层层筛选中，经陈云和陈潭秋等人推选，王明报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同意，由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亲自谈话，将此任务交给了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工运领袖，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林育英（即张浩）。另外，也将同样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并且将共产国际的密电码要求潘汉年背熟记在脑子里，带回给中共中央。

首先出发的是张浩，如同从长征途中出发寻找共产国际一般，从莫斯科出发去寻找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征途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