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得益于以法家为理论基础的法治发挥的重大作用，也得益于墨家鼎力相助发挥的辅助作用。

墨子（约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战国初年学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出身微贱，曾学儒术，因不满其烦琐的和学说，自创墨家学派以抗衡。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在墨子去世后的庄子时代，墨家已经分裂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三派，三派之间相互攻讦敌视，各有巨子传承师说。

《庄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实现了墨家尚同、尚贤的诉求，尽管秦国并不考虑墨家尚同的伦理标准。因此，有专家认为墨家在秦献公时就已经转移至秦，理由是：其一，学派想要传播其学术必要在重视这种学术的国度发展，所以墨家转移至重用墨学的秦国，对墨家思想的传播有利！其二，有人说墨家是在秦惠文王时转移到秦，但是根据秦惠文对墨家巨子腹䵍的关切猜测，秦惠文与巨子至少非常熟悉和尊敬，更有可能有着师徒关系；其三，秦孝公时，大秦士兵凭借勇猛善战赤身持“短剑”上战场不畏死，已经名满诸侯，很有可能是经过了墨家组织的思想洗礼！其四，秦孝公以后，秦国将领几乎攻城必破，这与墨家机关术难道没有关系吗？

不过，秦国的墨学兴盛于秦惠文王时期已确定无疑。墨子之后，墨者巨子有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国。阳城君因参与攻吴起获罪，孟胜殉难，传巨子于宋之田襄子。此后，秦惠文王时有墨者巨子腹䵍居秦，可见墨学的中心已转入秦国。秦惠文王宠信墨者，有据可考：

1、根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这一段史料主要讲述墨家巨子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愿意对其破例宽恕但巨子仍坚持按照墨家之法对自己的儿子执行了死刑。这段史料透露了两大信息，一是墨家巨子在秦国，二是秦惠王与巨子交情不浅，宁愿为巨子在秦法中破例。

2、《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作于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之间，是秦骃因自己病重而向华大山祈祷自己能够康复的文字。

又秦曾孙小子骃曰：“孟冬十月，厥气戕周。余身曹病，为我感忧，申申反瘟。无间无瘳。众人弗智，余亦弗智，而靡又息休。吾竆而无奈之，可永难忧斁。周世既没，典法鲜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亟三光、山川、神示、五祀、先祖，而不得厥方。羲豭既美，玉帛既精，余毓子厥惑，西东若惷。东方又士，姓为刑法，氏亓名曰陉。潔可以为法，清可为正。吾敢告之，余无罪也，使明神智吾情。若明神不得吾行，而无罪口友口。蜸蜸烝民之事明神，孰敢不精。小子骃敢以芥圭吉壁，（以上乙简正面）

吉叉，以告于华大山，大山又赐。八月巳酉，腹心以下，至于足骨之病，能自復如故。口口祠用牛羲贰，亓齿七，絜之，口及羊豢。路车四马，三人一家。壹壁先之，而道华大山之阴阳。以通悠咎，悠咎口口亓口里。世万子孙，以此为尚。以余小子骃之病日復，故告大邑大将军。人壹家里，王室相如。（以上乙简背面）

大意——秦国曾孙小子骃（骃，现写作驷，秦惠文王）曰：孟冬十月，气象萧瑟残败。我患上了重病，让我心焦神忧。我辗转反侧、坐卧不安，病情一直无缓无愈。众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状况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现在。我可奈何，只有长久地在恐惧中发愁，

周世既灭，典章礼仪散佚无存，恭谨的小子我打算祭祀天地、四极、三光、山川、神祇、五祀、先祖，但不知道祭祀的方法和仪式。

用于祭祀的精美的牺牲和玉帛已经准备好了，我仍然感到困惑，无所适从，唯恐自己的做法不合礼仪而在神灵面前现丑露愚。

有东方人士，以形法为氏，他的名曰陉。他品行高洁可以作为世人楷模。我冒昧地告诉他：我没有罪过，让神灵知道我的情况吧！如果神灵能原谅我的过失，不降罪于我，那么，广大忠厚的民众侍奉神灵，谁敢不精诚？

小子骃按士陉所教的方法，谨用介圭、吉璧、吉叉，以祭告华大山。如果承蒙大山恩赐我从腹心到足髀的病能康复如故，请有司先用一璧，再用二个才七岁口的牺牛，羊、猪、辂车一辆、马四匹，三人供奉一家祭奠；请先用一璧，再用二牺牛、羊、猪祭奠；然后把这些祭品分别掩埋在华大山的北面和南面，以救赎我的过失，祛除疾病之忧。——后世的子子孙孙，永远以此为常法。假如能使我的疾病一天天好起来，我会祭告上天、大将军，以百姓每人供奉一家作报答，王室也如此照办。

文中的东方人士就是指墨家巨子，文中祈祷之辞与墨家“明鬼”思想高度一致。墨子说：“丁卯吉日，人们普遍祝祭四方之神，岁末祭祀先祖，以便求得延年益寿。如果没有鬼神，他们怎么延年益寿呢？所以墨子说，像这些鬼神就能赏贤罚暴。”又说：“鬼神非常英明，不可仗着幽涧、广泽、山林、深谷这种幽闭之地去为非作歹，以鬼神英明必定能够知晓。对于鬼神的处罚，不可以仗着富贵、人多势大、勇猛顽强、坚甲利兵去抵抗，鬼神的处罚必定能够战胜之。”墨子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

3、又据《吕氏春秋・去宥》记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辨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秦惠文王时又有“秦之墨者唐姑果”，曾“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在惠文王面前谗毁东方之墨者谢子。这证明秦惠文王时墨学兴隆，墨者深受秦王宠信。

4、根据一些专家的考古发现，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关于秦在法律、职官名称、计量制度及语词的书写格式方面同《墨子·备城门》以下各篇很相似。个别专家认为《备城门》以下各篇“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

清代学者苏时学说：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令》篇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学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墨子之言，则误矣。

苏时学认为，城守各篇书写于秦代，李学勤在《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中予以肯定，但也纠正道：“苏时学认为各篇为商鞅之辈所撰，是不对的。实际上战国晚期的秦国，不是只有法家一家之学，墨学的传流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墨家讲究兼爱、非攻，何以会到秦国？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楚墨的邓陵子，此派的是以侠客的身份，到处行义。他们反对各国的战争，认为这些战争都是权贵们为了自己利益发动的，不利于百姓。齐墨的相夫子，此派是一个以学者辩论为主的门派，他们游历各国，讲授墨家的兼爱思想，他们反对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希望能用柔和的方式去获得和平，也是思想上最幻想的一派。秦墨的相里勤，此派注重科技研究，非常务实。帮助秦国的原因，是因为秦国重视法度、创新和城守技术，且任人唯贤，契合了这派墨者的心理，也为其施展本领提供了舞台，所以他们愿意帮助秦国完成统一战争。

墨学何以在秦兴盛，与墨家擅长城防技术有关。秦在战国后期十分注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对于墨家在秦国的兴衰，有人指出：墨家学说不但主张非攻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而且军事思想突出，尤其是注重战争中的防御策略和技术，这就使得墨家学说在理论上和文化上都与秦国有很高的契合度。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成为墨家子弟的活动中心。吕不韦为相之时，墨家学说更是被其有选择的纳入自己的治国理论体系中。由于秦国大一统之后，墨家学说没有与时俱进的更新自己，即用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最终被挤出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