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佩剑图

剑，为中国“五兵”之一。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史中，佩剑不单单代表着防身兵器这一简单的概念，还是诸多礼仪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礼器。自三代开始，佩剑彰显的还有“权杖”、“地位”、“仁义礼智信”等升华的含义。也就是因为这些升华含义的存在，佩剑在汉代之前便已是礼仪与等级差异等的象征，其与古代的礼仪制度有直接且紧密的关系。

一、汉代时期佩剑的流行

汉代佩剑的流行不单单见于正史的记载，还展现在诸多研究佩剑的书籍中。《晋书.舆服志》言：“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韦昭言：“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剑。”此二者应为汉代佩剑之风盛行的概括，前者是站在舆服制度的前提下，言明汉代自皇帝到百官皆佩剑，而后者则应是站在汉代的社会角度，言明汉代社会佩剑之风不但盛行于官场，更是流行于市井之间，两者的结合则将汉代的佩剑之盛行概括的极其明晰，这无疑是汉代佩剑之风盛行的最佳写照。

《居延汉简》中，包含了六枚关于如何辨识“利善剑刀”的简册，被统称为《相剑刀册》。

战国佩剑铜人

其全文如下：

“欲知剑利善故器者，起拔之，视之身中无推处者，故器也。”

“视欲知利善者，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其逢如不见，视白坚未至逢三分处而绝，此天下利善剑也。又视之身中，生如黍粟状，利剑也，加以善。”

“欲知弊剑以不报者，及新器者，之日中骍视，白坚随上者及推处，白黑坚分明者及无文，纵有文而在坚中者，及云气相遂，皆弊合之剑也。”

“刀与剑同等。右善剑四事。右弊剑六事。”

“利善剑文：县薄文者保。双蛇文，皆可。带羽，圭中文者，皆可。剑谦者利善，强者表弱则利，奈何。”

“恶、新器剑文：斗鸡，佂蛇文者，麤者及皆凶不利者，右弊剑文四事。”

刘金华先生认为《相剑刀册》：“极可能是某位戍边的将士从当时的相剑书籍摘抄的文字，同当时相剑家们的活动有紧密联系。”在《居延汉简》中出现《相剑刀册》无疑可以说明在当时“相剑刀”已经基本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且这门学问已经得到了世人的重视与传承。

无独有偶，《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载有《相宝剑刀》二十卷也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在西汉确实出现了专门研究“相剑刀”这门学问的专业书籍，而此类书籍的出现与流传无疑可以证明在西汉佩剑之风的盛行。特别是《相剑刀册》的流传更能证明当时佩剑之风的盛行已经突破了阶级等级乃至地域的束缚，成为了汉代，精确的说是整个西汉社会的流行风气。

《尹湾汉墓简牍.武库永始四年兵器集簿》为西汉末年武库储备兵器的官方档案史料，《集簿》所载刀156135件，而剑只有99901件，由此可见汉代刀在实战中的作用已远在剑之上。这种变化完全是为了适应装甲骑兵近距离的作战需要。两汉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环首刀的实物，至东汉末年，质地优良、适于劈砍的环首刀在战场上完全取代了剑，成为骑、步兵大量装备的短柄格斗武器。由于环柄铁刀的普遍使用，铁刀完全取代了铁剑。

汉代骑兵装备

从此，在战争舞台上鏖战七八百年的剑结束了作为标准武器装备的历史命运，退出了军事舞台。剑从军队的标准武器装备中被排挤出来后，其功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主要功用是：第一，佩带，仅仅在舆服制度中作为佩带的装饰品。第二，成为民间体育锻炼的器械。第三，作为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法器，当作镇恶辟邪的万能护身符。

终汉一朝，剑的地位因刀的兴起而在实战中而逐渐没落。但是，诸多的佩剑之礼已经升华为汉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也就导致虽然在东汉佩剑数量急剧下降，但是其佩剑之风却未淡失，而且佩剑在诸多场合已经升华为礼仪制度与舆服制度区分地位的必需品。也就是说，剑在战场上退居了次要位置，但是在礼仪制度与舆服制度上，剑的地位无可撼动且日剧提高，至西晋时，在制度上已完全制度化，而在地位上则回到了汉代之前，完全贵族化了。

二、汉代时期佩剑的礼仪

在汉代之前的礼仪制度中，佩剑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为诸多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礼器。在礼仪制度中，佩剑往往是至高无上的权利象征或是彰显国家、个人礼节的主要礼器。秦朝的佩剑风气虽然遭受了秦始皇“销锋镝”政策的影响，民间的佩剑风气受到了较大的打击，但经过秦末起义及楚汉之争的洗礼，汉代的佩剑风气又得以兴盛并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诸多历史时期。汉朝在礼仪制度上继承了秦朝及其前代的诸多遗俗，其中佩剑礼仪更是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起来。

（1）“带剑”之礼

“带剑”通俗理解为佩带佩剑，但自秦代开始，“带剑”则演化为一种贵族化的礼仪，到汉代，这一礼仪基本被皇帝所专享，成为太子接掌国家政权的必行之礼。秦始皇之前，各国皆以玉为尊，故紫阳方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天子白玉玄组绶，公侯山玄玉朱组绶，大夫水苍玉纯绶。”而秦始皇“九年己酉，王冠，带剑。”可见在自秦始皇起，佩剑已经成了区分秦与三代的最大的标志之一。而此处所言的秦王“带剑”，应是一种礼节，是汉代之前的秦朝帝王继承并行使权利的最重要的体现，是其开始真正行使自己帝王权利的标志。

秦国青铜剑

《后汉书.礼仪志》载：

“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

此为东汉太子继位礼节仪式的描写。皇帝即位后，把具有神圣意义的汉室重宝斩蛇剑等宝物授给代表百官的太尉，并且告令群臣，意在对群臣的劝勉。这一切完成后，群臣向新皇帝表示祝贺，伏拜高呼万岁。

在汉代，“带剑”之礼是皇帝专属之礼，是皇帝“亲政”的一种直接表现。在“带剑”之礼中，皇帝所带的佩剑是其行使皇帝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绝非一点缀的饰品或玩物，而应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代表。

（2）“剑履上殿”之礼

“剑履上殿”以汉高祖刘邦赐萧何之此礼为始，意特许其佩剑穿鞋上朝，被视为极大的恩宠，基本为汉代帝王待臣子之最高的礼节。无独有偶，在汉朝还有两人曾被明确记载“剑履上殿”的。一位外戚专权的代表大将军梁冀，另一为则是董卓。

《后汉书.梁冀传》载：“元嘉元年，帝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后汉书.董卓传》载：“寻进（董）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两人与萧何一样，都可用位高权重去形容，只不过他们的权利获取对汉王朝来说是消极的。当二人权利达到顶峰的时间，“剑履上殿”这一特权则成了二者彰显自己权利的最佳体现。

吴王夫差青铜剑

由萧何起至梁冀、董卓，可见终汉一朝皆秉承了“剑履上殿”为对功臣殊荣的这一礼节，而在其后的三国时期，这一礼仪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三国志》中，关于“剑履上殿”的记载有如下：

““四年，朝洛阳，（曹真）迁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由《三国志》中的记载可见，作为东汉礼仪制度的传承者的三国时期，“剑履上殿”这一礼仪制度还是得到了相应的沿袭。这也就说明，终汉一朝“剑履上殿”作为一项被显示为极高尊崇级别的礼仪制度一直被传承着。特别是东汉至三国这段时间，“剑履上殿”之礼记载的增多无疑是对东汉时佩剑地位已被佩刀地位所取代这一观点的一个有力反证。

（3）“赐剑”之礼

赐剑在汉代应为皇帝赏赐有功大臣的一种重要措施，也是向邻国彰显友好之意的一种礼仪。《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五年春正月，广陵王来朝，益国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剑二，安车一，乘马二驷。”在如此重要的赏赐之中，赐剑的出现则应是看成是当时礼仪制度的一种必须。特别是《汉书.昭帝纪》的记载，将所赐剑的排序排在了象征身份的乘舆车马之前，则更是显示了佩剑地位的尊崇。

除了皇帝对官员的赏赐之外，在汉代赐剑还用来显示对归属国或周边国家的示好。这一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汉朝对匈奴的赐剑。“ （甘露）二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谓称臣而不名。赐玉具剑”

燕王职剑

匈奴在汉朝的地位应视为与汉朝并立的一个国家。两汉书关于赐剑与匈奴的记载一共五次。这种形式的赐剑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汉朝向匈奴以示友好和恩情的一种标志。这些被馈赠的“玉具剑”等也成了汉代国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赐剑，在三国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赐剑随葬。《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曰：“故司徒韩暨，其丧礼所设，皆如故事，勿有所阙。时赐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佩。”虽然《汉书》、《后汉书》中没有关于赐剑随葬的明确记载，但诸多汉代墓葬中随葬佩剑的出土和零星史料的记载，亦不能断言汉代不存在如此的礼仪。

（4）“赠剑”之礼

“赐剑”是一种上对下的馈剑之礼，而与此相对应的一种平等关系的“赠剑”之礼，而“赠剑”有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之间的赠送，一种是君主对臣子的赠送。伍子胥在逃亡之时将值百金的佩剑赠送给对他有帮助的船夫，这应该是一种最简单的表达感激之意的赠剑。这种表达感激而赠剑的情况在汉代应该经常发生。其中有在西汉和东汉各有一代表例子。

王莽欲结好孔休，特以玉具宝剑相赠，而当孔休不受后，王莽又以玉掾相赠以求与孔休结好。在这种情况下，佩剑应为一种作为结好的高档礼品。而王莽先选佩剑相赠后选玉掾相赠也证明了在实战中佩剑地位极其下降的西汉末年，在礼仪中，其地位的之高、之贵。

吴王夫差光剑

彭宠在归附光武帝之前，为韩鸿所拜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为河北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吴汉说服其归顺光武帝后，彭宠被封为建忠侯，拜为大将军，成为光武帝刘秀夺取霸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邯郸之战中的作用成了刘秀取得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彭宠归附刘秀之初，刘秀便将其佩剑赠送给了彭宠以表倚重，从而获取了彭宠对光武帝刘秀的忠诚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赠剑所表达的是光武帝刘秀对彭宠的一种倚重及信任。无论是通过赠剑表示结好还是通过赠剑表达倚重和信任，剑在这种馈赠之中充当的不仅仅是一种高档礼品，其还应含有汉代人对剑所含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精神的一种追求。

（5）“进剑”之礼

“进剑”有可成为“献剑”，在汉朝多出现在异国对汉朝或下臣对帝王的贡奉之中。《后汉书》载：“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西京杂记》载：“昭帝时茂陵家人献剑，上铭曰：‘直千金，寿万岁’。”前者是异国对汉朝的“进剑”之礼，后者则是本国内部君臣之间的“进剑”之礼。在这种礼节中，剑充当的应只是一种高档礼品的角色，远远不及其他四种关于佩剑礼节其中所含礼仪内涵的丰富。

越王勾践剑

“带剑”之礼为国家的重大礼仪，在此礼节中，剑所代表的就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带剑”之礼所代表的便是一国之君正式掌握国家的开始。“剑履上殿”是皇帝对功臣或重臣的一种特殊礼遇，其代表的是皇帝对臣子功劳的一种肯定及对该臣子的一种倚重，在这一礼仪之中，剑所象征的就是一种特殊的权杖。“赐剑”之礼彰显了皇帝对臣子恩宠，对异国的一种结好之愿，在这一礼仪之中，剑所代表的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赠剑”之礼彰显的则是汉代对剑的一种重视，其意义已经远超出一般的馈赠礼品，已经具备了汉代这一和剑有着特殊关系的朝代的一种历史印记。

佩剑作为汉代诸多礼仪中的重要礼器，其地位远远超越了其他兵器在诸多礼仪中的地位。诸多以佩剑为礼器的礼仪的存在，无形当中也就构造出了一套以佩剑为礼器的礼仪制度。这套以佩剑为礼器的礼仪制度的存在正是佩剑在汉代贵族化的过程最佳证明。虽然在西汉后期佩剑的数量因佩刀的兴起而急剧减少，但是这一减少的过程也就是佩剑在礼制上地位上升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佩剑地位贵族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古今刀剑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