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及其部分弊端的暴露

夏朝与商朝搞的是部落自治，这有些类似于地方自治。周朝搞的是地方自治。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局面的加剧，诸侯国之间加强国力的竞争越来越强，进而迫使诸侯国通过加强直接管理能力而提高战争动员能力，地方自治被逐渐削弱，诸侯国内部的中央集权逐渐加强。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为集权统治提供了客观条件，到战国中后期，诸侯国内部的地方自治体系基本瓦解，诸侯国内部的集权统治基本确立。商鞅变法后，秦国可能是诸侯国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随着秦国统一华夏地区，秦国把自己的制度全面推向其他华夏地区，这促使华夏地区以一个整体，走向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这是诸侯国集权制度的放大。

秦朝是汉族（华夏族）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朝代。夏朝、商朝、周朝也是华夏族（汉族）统一的朝代，只是不属于中央集权的朝代，属于部落或地方自治的朝代。

秦朝统一华夏是落后统一先进，高度专制统一普通专制，这本身是一种悲剧，是华夏民族的不幸，但似乎又是一种无奈的结果。在那个时代，通讯不便，交通不便，这让那个时代难以进行大范围区域内的民主政治模式运行。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政体只适合城市型国家，对于大国，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主要是交通与通讯的限制，而难以搞民主政体，与人口素质状况关系不大。

秦朝地域已经明显比周朝范围大了。

在秦朝那个时期，华夏民族几百万平方千米的生存区域，由于交通或通讯因素影响，不可能搞民主政体，这是当时难以产生民主政体理论的根本原因。在百家争鸣时期，各诸侯国的面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单个诸侯国的面积与整个希腊类似，远比一个城邦大，由于交通与通讯的限制，这些诸侯国也难以实行民主政体，这让百家争鸣时期难以产生民主政体理论。社会理论不会凭空产生，理论设计总是要考虑实际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难以产生民主政体理论的。

在那个交通与通讯不便的时代，地方自治是美好的选择。现在的联邦民主政体就属于地方自治的民主模式，现代大部分民主国家也属于地方自治的民主模式。夏朝、商朝是部落自治模式的贵族民主政体，虽然有些专制的成分。周朝是地方自治的贵族民主政体，也含有一定的专制成分。秦朝是把战国时代的已经在诸侯国范围内普及的集权专制制度，推向全部华夏地区，并且集权专制程度进一步加强。

交通与通讯不便的问题不但可以让民主政体难以在面积大的区域推广，而且也会不利于专制的有效运行，只是其对专制的束缚程度要比对民主体制的束缚小一些。秦朝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模式很快遇到了问题，难以有效运行了。比如，在已经出现农民起义的情况下，需要用兵的时候，已经指挥不动南下岭南的50万秦军了，秦军首领赵佗利用通讯与交通的不便，轻易摆脱中央控制，这显示中央集权体制在交通与通讯不便的情况下，也是难以有效运行的。

没有国际竞争压力条件下的专制中央集权的秦朝，其专制程度相对诸侯国专制程度明显加强，其对国民的压迫程度会远强于专制诸侯国的压迫程度，皇帝相对诸侯要肆无忌惮的多，这也带来了压迫程度的提高，以及带来政策的不科学性，提高了政策的愚蠢程度。秦朝就是毁在自己这部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几乎没有人能驾驭得了，他可以吞噬一切。这部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机器，先是通过秦二世毁灭了秦始皇的绝大部分后代，这是秦始皇未曾预料的事情，如果秦始皇能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赞成这样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模式了。在诸侯国时代，胡亥就难以赐死曾经的太子扶苏与大将蒙恬了，在接到赐死诏书的时候，估计二人会清君侧或逃跑其他诸侯国。在封邦建国时代，扶苏也会有自己的封地，皇子或王子之间的竞争程度会下降许多。

秦朝中央集权专制也给整个华夏民族带来巨大灾难。随着秦朝中央集权专制的建立，商鞅的愚民思想、弱民思想开始充分发挥出来。为了愚民，关闭私学，焚书坑儒。为了弱民，收缴毁灭武器、焚毁兵书、迁移东方六国的贵族。在秦国商鞅时代，由于需要与其他诸侯国打仗，并没有收缴秦国境内的武器。

秦朝的中央集权专制太厉害了，不可能长期运行。秦朝中央集权专制的重要设计者李斯也轻易的被这部专制机器吞噬（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咸阳，临死前对儿子说：“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老家上蔡的东门也不可能了。”父子互相哭泣，后被夷灭三族），秦二世与赵高也是轻易的被吞噬。满朝文武官职在中央集权专制的体制下，已经逐渐被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占据。这种体制让所有人感到恐惧，这应该是赵佗率领的南下岭南的秦军对朝廷遇到的问题，不予关心或帮助的原因之一。（李斯的遭遇显示，一个制度的设计者，或理论的创造者，必须要考虑自己能否成为其受害者，那些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制度设计或理论思考，自己要首先成为这种制度或理论的反对者。）

当然，世袭爵位制度的消失，虽然能空出大量爵位位置，提高了没有爵位者成功获取爵位的几率，激励着普通人。但也降低了爵位对有爵位者的价值，也就是不利于笼络成功人士，这在特别情况下，特别有危害。像赵佗等人这样的决策，在没有世袭爵位的诱惑下，选择自立为王或帮助别人为王的自我阻力自然很小。此后的各个王朝自然是吸取了秦朝的爵位制度教训，不再极端，而是部分的恢复了爵位世袭制度。

可能是不合理的法律促使大泽乡起义产生。不知道是陈胜吴广没有理解透相关领域的法律，还是相关领域的法律真的不合理，还是地方官员已经开始滥用法律，带来陈胜吴广的恐惧。明明是自然因素导致的误期，怎么还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呢？但是陈胜吴广相信了，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所做出的判断，可见秦朝给予人们的恐惧太大了。秦朝虽然时间短，但是秦国运行的时间很长，秦朝的许多法律内容已经在秦国运行多年，其可能的漏洞应该已经填补的差不多了，应该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比如，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误期，会受到严重惩罚的法律应该不会真的存在，因为这是很低级的错误内容。陈胜吴广很有可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判断的惩罚水平。地方官滥用法律，以及秦朝法律的严酷带来人们对失误的恐惧，让陈胜吴广相信自己会受到严重惩罚，进而促使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是汉族农民第一次大起义，是新形势下的产物。没有想到新形势下，会如此快的产生农民起义。在原来的体制下，是难以爆发这样的事情的，并不是那时的人不善于搞起义，而是那时的人没有动力搞起义。政府对待自己很好，压迫很轻，自己与政府很一心，怎么会搞起义呢？陈胜吴广是揭竿而起，在缺乏武器的条件下起义。在战国时代，各种武器很普及，成年健康男性都合法拥有武器，并且都受到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起义的条件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就是不起义，并且愿意为国效力，甚至以死报效诸侯国。

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朝灭亡的序幕。东方六国的农民与曾经的贵族是主要的灭秦力量，秦朝南下南岭的任嚣（？～前206年）和赵佗率领的50万人的秦军对秦朝的不予关心，也是灭亡秦朝的重要客观力量。秦国曾经用60万人的军队灭亡楚国，可以想象秦朝南下南岭的50万人的军队的不作为，对秦朝灭亡的贡献。当时秦朝统一华夏时间不长，东方六国人口暂时难以被依靠，这导致秦朝的军队可能全部来源于原来的秦国范围内的人口，秦国究竟有多少人呢？包括东方六国人口在内的整个秦朝只有2500多万人，其中的秦国人会有多少呢？应该不会占一半，估计应该在500万人以上，1000万人以内。如果按照800万人计算（长平之战之前，秦国应该有600万人，到了秦国灭韩国之前，人口数量应该在800万人附近，这是秦朝可以依赖的人口），只有400万男性，扣除一半儿童与老年人，还剩余200万男性成年人可以成为兵源，其中的100万可以成为秦朝的军人。可见，秦朝正常的军人供应能力大约在100万附近，200万是其极限。秦朝南下南岭的50万军队占秦朝正常水平的常备军队的一半，这50万军队不响应秦朝号令，对秦朝几乎具有致命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