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之初，致力于平定南方，对西、北各少数民族部落则采取笼络羁縻政策，西、北各部族包括党项族在内大多奉表内附，朝贡不绝。宋太宗即位后，强令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举族内迁，其族弟李继迁乃“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地斤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双方关系遂日渐恶化。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袭据银州，破会州，加上“西人以李氏世着恩德，往往多归之”，李继迁势力渐以强大。淳化、至道间，又攻灵州、清远军。与宋交战，多次获胜，夏已成为西北之边患。

北宋统治者认为：“西鄙（按指党项族）积恨未泯，贪心不俊，其下猖狂，竟为凶恶。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今虽归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须得人制御”。朝廷除了派良将守其要害以为防备外，还应“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结其心，为我声援。如有动静，使其掩袭，令彼有后顾之忧，乃可制其轻动”。宋真宗也认为：“继迁长在地斤三山之东，每来寇边，及官军至，则已适去。使六谷部近塞御之，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也。”在当时“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的形势下，联络和扶持西凉府吐蕃以牵制西夏，就成为北宋王朝“以蛮夷攻蛮夷”的西北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

西凉府吐蕃虽与党项“俗相类”，但却屡次遭受党项族李继迁侵掠。为了保境图存，在折道氏当政时期，就积极与宋联合。不仅经常向宋朝贡献马、请派帅臣，而且一再表示，愿全力以赴配合宋朝大军讨伐李继迁。咸平四年（1001年）潘罗支当政后，随着党项族势力的迅速发展，西凉蕃部面临的威胁也更为严重，因而对宋廷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为此，潘罗支曾致信北宋边将李继和，“言将发兵讨李继迁，愿闻朝廷出师之期”；但宋廷却以“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为由，对潘罗支答以：“朝廷有出师之期，当即诏报，宜整旅以俟。”

咸平六年（1003年）二月，潘罗支遣吴福圣腊诣阙贡献，且言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北宋统治者虽对潘罗支此举大加褒奖，授予他朔方节度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的头衔，但并无其他实际举措。同年四月，潘罗支再派铎论入朝贡献，“且言六谷聚兵，愿会王师以击继迁”。为了使之“不敢复有陈请，且不失其欢心”，宋廷竟要求六谷兵抵达乌白池、盐池后，始可“进师”。显然是一种搪塞之辞。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李继迁遭西凉蕃部兵突袭，重伤而死后，潘罗支又派其兄邦逋支使宋，再次表示愿率其所部及回鹊精兵，直抵贺兰山，扫灭继迁残余，请求宋朝发兵援助。

宋廷又以“地里稍遥，月日未定”为由，令其调集人马从西凉府启程后，再差心腹之人驰马来报，彼时宋朝边将可“不候朝旨”，率兵前往。不久，潘罗支为迷般嘱、日通吉罗丹二族所杀，西凉府吐蕃势力大减，宋蕃联合制夏也到了尾声。尤其是北宋王朝在“守内虚外”的方针指导下，把大量精力放在防止内部变乱和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同西凉府政权只是一种消极的联合，而对于仅有六七万兵众的西凉府政权而言，自然难与西夏抗衡。即使倾其全力，也很难扭转败局。而宋朝方面又往往是夏兵来时则“御之”，去后又“释之”，故其收效不着。然而，宋蕃联合，毕竟牵制了西夏势力的南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宋西北边防的压力。

总之，折逋氏统治西凉府及其后潘罗支占据西凉府的半个多世纪中，其在发展本地经济，保障中原与河西贸易通道畅通，牵制西夏势力，减轻北宋西北边防压力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