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儒家文化的复兴

从根本看只有是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相应的人群才能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逻辑也不过是一方水土决定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同的族群。

沙陀迁至“陉北”地区后，与20年前迁来此地的“六胡州”昭武九姓人口杂居，甚为后者所畏服。唐廷遂委任沙陀首领朱邪执宜管押昭武九姓部落。沙陀贵族人物逐步登上唐代后期的政治、军事舞台，对其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最为重要的是终于使以畜牧业为主的沙陀人成为粟特人胡人的主人，这就意味着，总体看，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粟特人占主导，此时，就是沙陀人占主导了。之所以占主导的是沙陀人那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同时以畜牧业为主的沙陀人也必然是更加注重血缘关系 的相对落后的社会组织。同样，代之而来的契丹人也是以血统关系为组织纽带组成政权的。这样的社会肌体和以商业为主要文化的粟特人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当然不排除粟特胡人依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基层。但是主次关系在长城沿线在妫州、幽州、云州、蔚州、儒州发生了变化。之所以肯定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这里最终为契丹人这个社会组织肌体更为古老的还处在原始部落的阶段的社会所占领。如果上述地区是以商业为主的还是如安史之乱前后的文化特征，那么契丹人是进不来的。契丹人之所以能够进来，就是因为这里的文化，根本说是这里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宋初，粟特人的文化在开封还有着很大影响，可是在长城沿线的幽州地区已经变化了。我们并不否定这里还存在着商业文化。毕竟游牧部落不排斥商业，但是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经济形态。五代晚期大量的汉族地区的手工业者被阿保机的述律皇后编入自己的部队，成为了专供部落使用的类似奴隶地位的性质，数量达到30万人。这样的庞大的数量当然完全可以说决定了今天长城沿线幽州前后地区的经济模式了。也就是说这里的经济型式从蓬勃的商业文明变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述律皇后靠着这支手工后勤的军队控制了大辽的政权，确定了耶律德光作为阿保机的继承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虽然历史时期一样，但是北宋和契丹在北宋初年的经济类型、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文化类型的构成方面是大大不同的。也正是如此，辽不可能南出长城太远，而宋业不能不能接近长城，只能在长城以南地区作为边界。石晋唐所放弃的地区正是按照生产类型来说与南方不同的地区，是其根本不能守住地区。经济是基础，经济类型不同，所谓的险隘要地就都不具有意义了。

《旧唐书卷二十八（唐书） 庄宗纪二》记载了晋王李存勖灭幽州刘守光之战的资料：

天祐十年，即914年，三月甲辰朔，收卢台军。乙丑，收古北口。时居庸关使胡令珪等与诸戍将相继挈族来奔。

四月甲申，燕将李晖等二十余人举族来奔。

秋七月，燕将司全爽等十一人，并举族来奔。辛亥，德威进攻诸城门。壬子，贼将杨师贵等五十人来降。

十二月癸酉，檀州燕乐县人执刘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继祚以献。

五代时期，割据政权的乱兵因为某些因素不满而经常通过杀自己的领导人来更换新的主人，或者与其他的地方割据势力形成朝秦暮楚的不稳定的联盟是有的。个别的地方将领投降也是有的。但是几乎就是只是在这里，在李存勖灭刘守光的幽州势力的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的情况，就是一些家族举族搬迁，离开幽州地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投降，因为投降并不需要离开本地区，而且是举族迁徙，这就意味着彻底与这里脱离关系了。这就是说本地区不再适合他们生存了。从我们前面的叙述看幽州地区当然是非常繁荣富庶的地方，但是到此，这种以商业文明为底色的地区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彻底完结了，否则这些家族不会纷纷离开，从幽州来到沙陀人治下的以畜牧业为主自然经济形态的地区。仅从几个姓氏看就是很像沙陀突厥或者是粟特人的姓氏，如安，石，康，史等等。因此，我推断，应该是这些传统的商业大族在幽州的势力消耗光了。所以我们看最后他们献出了刘守光的家人，却再也没有推举一个新的地方头领。这说明当时的经济模式，就是到了今天的北京地区——军都山以南的北京小平原——也与山后的延怀涿盆地的经济模式相同了，即也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非商业模式为主的社会形态了。

《资治通鉴·后梁记》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

可见跑到契丹那里的汉人反倒不跑安居下来了。这与前面的幽州的大家族举族搬迁完全不同。说明契丹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更适合生存。正因为这个地区都向着自然经济的方式发展，所以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旧五代史·冯道传》：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天祐中，刘守光署为幽州掾。

农业和儒家思想是配套的。只有农业地区才会需要儒家的文化。如果我们对比前面公元822年张弘靖到幽州做刺史挖掘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墓葬，让当地人大失所望的社会心态，就会发现在经过了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之后，幽州地区的社会心理完全变了。如下面这个儿童教育的例子就非常有力的说明问题。

《新五代史·杂传第四十三·刘岳传》：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 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 《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其后李愚为相，迁岳太常卿。

可见在冯道的时候，北方河北地区的儒家思想接受的程度是相当普及的。儿童的基础教育状况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与成书于北宋初期的《百家姓》是一致的。这也应该是《百家姓》一书的时代背景。我们熟悉的五代文学名著《花间集》却主要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那是因为当时唐末的文人大多跑到今天的四川逃命去了，所以蜀中多的是高等级的文化。一个是小学课本人口手、马牛羊，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风花雪月，这都是因为各自的地点不同，其文化氛围不同。

但是以粟特人习俗为主要社会文明的形态就不多见了，代之以的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农耕和游牧的经济形态当然不同，所以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对于北方游牧出身的阿保机完全不放在眼里，根本瞧不上，自然不会行跪拜礼。而在述律后的劝说下，其实就是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农耕文明达成了自然经济的联盟，而所对立的，则是幽州地区自唐太宗时期突厥人、粟特人落脚以来形成的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商业文明。我们大多以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为两个对立面，而忽略了二者还有一致性：自然经济。

多插一句，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成战略联盟角度看，述律后对于辽国的建立是具有巨大功勋的。其眼界要比阿保机宽阔。当然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可以统一于自然经济这个更大的经济基础上。

反过来再看冯道对自后唐开始到后周诸帝的无所谓的态度，以农耕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广大河北地区——这个曾经坚定地反抗唐王朝的文化基础粟特化的地区——复兴的表现。而冯道所面对的却是依然与突厥文明、粟特文明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沙陀突厥贵族为主体的王朝，其中所包含的商业文明在今天河北地区由盛而衰，儒家文化复兴不可避免，冯道是把握住了这个历史趋势的。

《资治通鉴·后周纪二》：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此时的沙陀政权还保存着部分不多的商业文明的遗迹。

《资治通鉴·后汉纪三》：自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拒命以来，朝廷继遣诸将讨之。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白文珂屯同州，赵晖屯咸阳。惟郭从义、王峻置栅近长安，而二人相恶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持莫肯攻战。帝患之，欲遣重臣临督。壬午，以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威节度。威将行，问策于太师冯道。道曰：“守贞自谓旧将，为士卒所附，愿公勿爱官物，以赐士卒，则夺其所恃矣。”威从之。由是众心始附于威。

从内容看似乎乱兵更像是雇佣兵，有奶就是娘。《史记》曾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平定陈豨叛乱的时候，因为陈豨部下有不少市井之徒，汉高祖刘邦又是一个天生大方的人，也用了不吝财物这招。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啗豨将，豨将多降者。

所以，博览群书的冯道这个办法，我想不仅是对实际情况的把握的准确，恐怕也不是没有学识上的来源的。总之，刘邦灭陈豨的例子可以作为冯道给郭威出的这个点子的背后的经济角度的解读的参考。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个例子：

《新五代史·冯道传》：周兵反，犯京师，隐帝已崩，太祖（郭威）谓汉大臣必行推戴，及见道，道殊无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时，太祖意少沮，知汉未可代，遂阳立湘阴公赟为汉嗣，遣道迎赟于徐州。赟未至，太祖将兵北至澶州，拥兵而反，遂代汉。

我甚至觉得这一拜是相当有象征意义的。那就是商业文明向儒家文明的纳拜，是金银财宝作为后盾的商业文明在今天河北地区再次回归于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圈中来。而两种文明的势力比较此时不问可知。

当然需要提及的是，冯道的研究必须和韩延徽的研究对比来看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两者虽然都代表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的复兴，但是却依然有差别。韩延徽代表的是更为基础小的独立的自耕农，更加需要依附于国家的力量。而冯道则是代表大地主阶层了。冯道劝郭威不要怕花钱这思路，更多是代表有钱的阶级的政治手腕。穷人哪里有这种手腕呢？另外，冯道依附唐明宗和石敬瑭，而这两个人其实都是顺应中原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需要的统治者的。唐庄宗死于非命，只能是被大土地所有者害死的，唐庄宗的政策更代表了代北地区的小农利益而非大地主的利益。

说些题外话。我们说自明宗之后，沙陀贵族就倒向了大地主阶级，冯道几朝不倒，应该是获得了大地主阶级的拥护。能搞钱的周世宗都不敢动他，这说明周世宗也是执行这个依靠大土地所有者的政策的。这样看来，宋太祖北宋开国不禁土地买卖，其实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大量土地荒芜，并不是均分土地的必要条件。均田制只能是在北魏和李唐那种草原风气还比较浓的社会条件下才可以。更何况，大量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也并不等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土地荒芜并不等于大土地所有制称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力量。当然，宋代土地所有制比较复杂，我这里就借机点下。更多的还是得去看更专业的著作。比如邓广铭先生的《宋代经济史》。

但是，绝不能说粟特文明在北方地区就消灭了。我们说过这个沙陀突厥建立的帝国传统虽然对粟特商业文明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势，但是没有说彻底剿灭，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突厥时期的文明和粟特的商业文明依然还存在，只是影响变小了。

《新五代史卷十四 唐家人传第二》：

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魏州成安人也。

庄宗自灭梁，志意骄怠，宦官、伶人乱政，后特用事于中。自以出于贱微，逾次得立，以为佛力。又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四方贡献，必分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宫，宫中货贿山积。惟写佛书，馈赂僧尼，而庄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阗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又有僧诚惠，自言能降龙。尝过镇州，王镕不为之礼，诚惠怒曰：“吾有毒龙五百，当遣一龙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鱼鳖也。”会明年滹沱河大水，坏镇州关城，人皆以为神。庄宗及后率诸子、诸妃拜之，诚惠端坐不起，由是士无贵贱皆拜之，独郭崇韬不拜也。

庄宗崩，后与李存渥等焚嘉庆殿，拥百骑出师子门。后于马上以囊盛金器宝带，欲于太原造寺为尼。在道与存渥奸，及至太原，乃削发为尼。

魏州妖人杨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术，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银。庄宗颇神之，拜千郎检校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宠。

唐明宗祭祀突厥神，这也是史有明文。唐明宗的皇后，李氏死前要求火葬自己，也说明沙陀的后唐还有突厥的拜火教的风气。

宫中帝后带头崇奉胡僧、皇后逃跑的时候爱财宝，这都是西域风气，特别是舍命不舍财，真是商业文明的典型。西域的魔术发生质变了。粟特文化借助墨子的名号而存在。如果墨子知道，得从棺材里气得跳出来。

当然，这个趋势在地理的分布上是有着从北到南的渐进性的。长城以北的游牧地区不算。那就是河北平原，越往南，粟特人的商业文明的影响越大些，北方应该是更少些。而过了黄河，粟特人再有影响也不会超过农耕文明了。

如果考虑到北宋初年粟特人在开封的影响，那么我们得说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并不是说北方的契丹人就彻底肃清了粟特人的影响，而是这些聪明的粟特人或者是粟特化的突厥人跑到开封去和自耕农为主的社会融合到一起了。也就是产生了新型的宋代都市文明。北宋一朝商业极度发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也许，其开国的基因中就有远自西域的粟特人的文化在起作用，也未可知。商人的机敏，和没有祖国的传统，对于他们而言从今天的北京河北地区跑到今天的河南开封地区，有什么难的呢？

今天的北京，辽代的南京，始终没有成为辽王朝的真正的中心。其作用大大降低了，与安禄山时期的幽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仅此也可以看出辽代中国北方和黄河流域的北宋的经济形态的巨大区别。我们前面提到过唐都长安的时候，幽州是当时唐帝国第二个经济中心，是世界级的经济流通枢纽。

随着粟特人的远去，流经延庆、怀来地区的妫水河的名字的真正的秘密也就沉入到历史的长河里了。随着名字的被遗忘，一个曾经活跃在延庆、怀来、涿鹿地区的的商业民族也被我们全部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