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老子，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多的身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道教的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李姓始祖、等等，关于老子生前的种种信息已经十分细致，在此不再细说。而老子的最终身世，只留下“西出函谷关”的寥寥数语，也给后世的佛道两教留下了维持将近千年的辩论。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个人认为这个记载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期距离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相差400年，并且在司马迁之前的的《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籍都记载了老子的部分思想或者事迹，但都没有记录老子出关的事情。
太史公司马迁
2、迄今为止，没有考古发现能够直接证明老子出关的事实。
3、相传老子所作的《道德经》，有许多学者认为是老子的学生们所作，记载和发扬了老子的思想；就如同儒家的《论语》也是孔子的门徒们所做。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当然也就不存在老子出关前留下《道德经》的事实。
赵孟頫所书的《老子》
4、有史籍记载老子的最终去向。在《庄子·养生主》中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这本早在《史记》之前的书籍明确记载了老子身死，一个叫秦失的人前去吊唁，号叫三声之后就走了。
《庄子》的作者与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并且与老子相聚时间较近，可信度应当很高。但这也是孤证，在其他同时期的书籍中都未有记载。
庄子
所以说，司马迁记载的“老子西出函谷关”的事情极有可能是取自民间传说、进行文学加工后的艺术创造；这一记载在当时属于孤证，并且到现在也没有考古发现证实，按照历史学研究中“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和“孤证不立”的原则，这种说法只能作为假说，而不能作为历史事实。
上一段讲述了我对于司马迁记载的“老子西出函谷关”的观点，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将这一地点设置在函谷关？这之中有什么深层含义呢？
函谷关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建设最早的军事关隘，其东临绝涧、南靠秦岭、北抵黄河，地势险要；且向西直通长安，向东直达洛阳，地理位置特殊， 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函谷关
在历史上，函谷关始建于西周晚期，到秦惠文王在位时期被秦国夺取，并成为了秦防御东方六国的主战场。秦国在函谷关先后两次与东方诸国爆发过激烈冲突，但都凭借函谷关的天险击败联军。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秦军大败联军；公元前241年，韩、魏、赵、卫、楚组成联军再次攻秦，再次败于函谷关外。
历史上的三座函谷关和潼关
由此可见，函谷关是秦朝的兴盛之地；并且在刘邦消灭项羽的楚汉之争中，也曾凭借函谷关抵挡项羽的兵锋；而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公园前114年，汉武帝下令将原函谷关迁徙到新的地址新安县。
面对此种情形，司马迁将老子的最后现身地点设置在函谷关是有用意的，因为老子的思想是讲求“天道”的，在某种程度上老子是“天道”的化身，而老子出函谷关的方向是向西，老子之时函谷关向西属于秦地，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天道在秦，秦将为天下之主；包含了司马迁对于世道变迁、天道轮回观念的认识。
老子
这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暗示，而且这种暗示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止用到了一次。比如秦国灭周后迁移九鼎，有一只落入泗水，于是泗水之滨的刘邦成为了天子，这是将九鼎的君权和天下的象征意义附属于刘邦身上，为刘邦的皇帝之位增添神秘色彩。
在司马迁首次记载了“老子出关”的事迹之后不久，同为西汉时期的刘氏宗族的刘向在他所著的《列仙传》中首次提到了“老子乘青牛车而去”，并且在后来的传说中，老子出关的事情被描述的更加精彩，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就是“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
《列仙传》：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
老子骑青牛
这都是好事者和民间传说中的说法，我们还是回到“青牛”这个问题，老子为何不是驾驶马或驴出关，而偏偏选择牛。这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古代属于农业社会，牛是支撑农业文明的生产力基础，在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最重要的一点，牛性情温和，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这种“为而不争”的态度与老子的“清静无为”异途而同源。所以，牛的精神风貌与老子的思想高度契合。
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牛的崇拜现象，并且在民间的神话体系中，牛和牛郎是牛郎星的化身。
4、相比驴、马等牲畜而言，牛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更能被人接受。
水牛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青色的牛，而老子出关的传说中牛的颜色偏偏是青色的，这其实是受古代五行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五行思想和五德终始理论是战国时代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说明宇宙万物形成和变化的运动状态；在道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道家将五行等许多理论吸收形成了“黄老之学”，并将中医理论中的青、赤、黄、白、黑“五色”思想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理论相结合，其中青色对应的是木，指的是东方，东方青木也就象征着春天和生命的新生。
《尚书大传》：东方者，动方也，物之动也，何以谓之春，春，出也，物之出，故谓东方春也。
五行对应五色、五脏
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向描述“老子乘青牛车出关”背后的隐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承载天道的老子，驾驶着象征生命新生的青色的牛车，从东方出发，过函谷关向西方而去，意在说明中华的新生在西方的秦国而不再属于东方的周朝或东方六国。
王朝更迭、人事变幻、兴衰荣辱，不也正是天道轮回么。
在中外宗教文化史上，还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有许多人相信老子出关是为了教化胡人，而教化胡人的结果就是老子在印度直接或间接的创立了佛教，这一事件被称作“老子化胡”。我认为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相信这一事件，是出于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应当来自于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和幸福的人民，而不是基于一个子虚乌有的历史骗局。如果我们的民族这般作为，那和窃取我们的文明成果，而号称是自己发明的无耻韩国又有何区别？
我之所以认为“老子化胡”的说法是历史的骗局，根据有以下几点：
1、道家和佛家在思想上有根本的区别：
道家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探究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并发现其中的规律，顺应自然；而佛家思想最根本的是人内心的自我突破，是以自我为主体，思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唯心主义倾向。
道家和佛教在思想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两种思想在某些领域是相矛盾的，所以说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所创立的， 佛教根本不可能是老子化胡的结果。
2、佛教初入中国，为传教攀援老子。
老子化胡的说法最早来源于东汉明帝时期“白马东来”佛教传入中国。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异域宗教传入中原，最早的僧侣们也都是异邦面貌，再加上夷狄观念的盛行，佛教肯定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这在当时无法获得中国人的认可。
于是佛教徒们结合中国的实际，称佛教史老子西行化胡所创建的，并将老子的部分思想糅合进中原佛教思想中，以此获得中国人的认可；而黄老教徒见佛教徒认老子为宗，也乐见其成，在初时二者相安无事，老子化胡的说法也成为了佛道两教认可的共识。
一种新文化传入本地，外来文化必然会经过某种改变以适应本土固有的文化，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同行的文化传播准则。
到了魏晋时期，佛道两教斗争趋于白热化，道教为维护自己本土宗教和老子思想的正宗传承人的地位，道士王浮写了《老子化胡经》，佛道两教就此展开了将近千年的争辩。
《老子化胡经》敦煌残卷
3、通过对中国佛教造像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佛教造像在逐渐朝着汉人的容貌、衣物、装饰等方向转变，这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也足以证明佛教是原产于印度的宗教。
北齐释迦摩尼立像
4、根据《老子化胡经》记载，老子不止化了“佛教”这一个胡，还有摩尼教，也就是明教。摩尼教的教义和主张又和佛教、道教有着根本区别，所以说三教不可能同源，这也可以佐证“老子化胡”是虚妄的历史骗局。
《老子化胡经》：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国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伦。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至幽途，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综上所述，我认为“老子化胡”的说法只是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方便传教和能被广大群众接受而编造的说法，也被道教认可；后来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与道教的竞争日渐激烈，道教为了证明其合法和领先的地位，而写出了《老子化胡经》一书；到了后世，许多人出于民族自信、自尊、自豪的民族情感，而选择相信“老子化胡”的说法，这是造成这一说法被普遍传播的原因之一。
在《老子化胡经》问世以后，佛道两教围绕着二者孰高孰低、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等问题展开了维持将近千年的争辩，而这场争论的实质也就是“夷夏之争”。
在中国古人的民族观念中，是以中国为政治中心的，周围的民族则被贬低为“蛮夷戎狄”；佛教传自印度，被认为是蛮夷宗教，而道教则是中华的本土宗教，所以这场争论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古代民族观念下的“夷夏之争”。
而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兼收并蓄”，历史上大部分的民族在与华夏民族的长期战争和交流中最终被吸收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也在不断的吸取周边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创造了璀璨多姿的文化成果。
历史上所谓的佛道争端早已如过眼烟云，二者都顽强的存活到了今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在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接纳和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并且使得产生的最新的文明成果服务于华夏民族，回馈与世界人民。
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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