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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主持此番打黑工作的是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究竟是什么令这位当时已经77岁的风云人物，如此大开杀戒？

临危受命

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

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

此时，中央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被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这篇报道简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航。

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

声势壮大

反清帮会沦为黑道

自清入关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

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的巨大问题，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专设机构

“恭请王命”后“就地正法”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大规模清乡。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粤东内河盗劫，除寻常行劫仅止一二次、伙众不及40人、并无拜会及别项重情，仍照例具题外，如行劫伙众40人以上、或不及40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三年后，訧获各犯应斩决者，堩加枭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

“恭请王命”，就是所谓的“王命旗牌”，一种代表着中央特别授权的令牌，督抚们向“王命旗牌”行礼，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杀人。如今，李鸿章到任，为了震慑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而此时（1900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

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的，一是李鸿章的确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

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的动荡局势中，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二是即使李鸿章大开杀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广东的黑道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李鸿章的后任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

甚至到了民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处血雨腥风。

李鸿章及其家族合影

讲求分寸

为维稳推动“东南互保”

李鸿章的打黑，虽然杀得人头滚滚，却还是谨慎地拿捏着分寸。

“打黑”本身，并非一味杀人，而是剿抚并用，这是广东官员们的传统做法。在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时，广东扩充军警队伍的主要兵源，就是招抚改制后的“黑道”弟兄们。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最大的“讲政治”。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在打黑的同时，李鸿章也大抓“和谐”建设，试图削弱“黑”的基础。

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列强外交官的支持下，教会利用超国民的“领事裁判权”，为信教民众（教民）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利益，不断干预中国的基层司法。

这令“教民”在乡村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身份，“吃教”者日益增多。这与宗族矛盾、乡村矛盾结合之后，刺激了非教民对教会及洋人的痛恨，导致了华北农村的族群分裂。

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二个月（2月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中央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7月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了协议，保持“中立”，互不干扰。这就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战争，为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力购置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支2.5万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中央向日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

对于李鸿章的打黑，梁启超评道：“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鳞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符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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