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高塬

熊逸: 男，1973年出生。常年专注文史经典解读，著有《孟子他说》《春秋大义》《思辨的禅趣》等。疫情期间，着手创作《资治通鉴熊逸版》，为50多万读者串讲经典，引发关注。

《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建昭元年，汉元帝到虎圈斗兽，后宫嫔妃皆在一旁围观，不料意外陡生，原本圈养在围栏里的熊突然逃了出来，吓得旁观者四散奔逃——“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后世有人看了这段，重新句读，得了“熊逸”两字为笔名，开始了著书立说之路。

“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得了啦，熊逸出来了，大家快逃！想让自己显得威风点儿。”熊逸说。

结果却是威风有限，而神秘十足。早在2006年，熊逸写作《孟子他说》时就已闭门不出多年，他曾说自己“和人一说话紧张，当保持一个距离时就很放松”。于是，披着“熊逸”的马甲，30多岁的他讲春秋战国，讲百家争鸣，又讲禅宗，讲《周易》，语言活泛，思维洗练。当时他的一个编辑，拿他写的东西给周遭人看，饱受赞誉，以为是个深沉老练的中年人，后来见了面一看，“年轻、白净”。

始终背对读者，只用文字和读者神交的熊逸，在2017年，开了间“赛博书院”。以一袭长衫，一副眼镜，一头棕熊的形象示人，为50多万读者讲经说史，《资治通鉴》是其中的重头戏。今年10月，《资治通鉴熊逸版》出到了第三辑，历史的坐标轴来到秦汉交接之际。司马光如何为“秦二世而亡”归因，熊逸又如何破题秦汉风云。带着这些疑问，《环球人物》记者于11月初采访了作家熊逸——当然，采访仍是笔谈。他聊起小时候读的《资治通鉴》，聊起疫情期间卧病在床的创作状态，又聊到历史的细枝末节，幽默地说，“我可不想为了成为任何一个历史大人物，穿越回先秦。那时候的伙食很糟糕，连一份最普通的小炒都吃不到。”

难怪作家万维钢说，熊逸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进行了祛魅，“这个更鲜活的历史只会让你更加热爱它——不是那种‘我家祖上特厉害’的爱，而是实在的亲切感。”

政治家的史书

熊逸和《资治通鉴》是“忘年之交”。

小时候的他几乎处于放养状态，自由时间很多，打发的方式就是翻家里的书柜。有天一瞧，见柜里新添了套书——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特别醒目，黄色的封面显得相当古旧，一眼望去，整整20册皇皇巨著，称得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熊逸回忆，翻开内页，繁体竖排，大字号是正文，小字号是注释，注音全用的反切法（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注音方法）。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样一套书太有神秘感了，必须看”。因为书读得多，读得杂，年纪虽小，他看起繁体竖排却不吃力，于是似懂非懂，不求甚解地，一翻就是许多年，“一册一页间满是回忆”。

2020年疫情暴发，熊逸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每天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写作，一如既往。当时写的便是《资治通鉴熊逸版》的第一辑。他说从前也有讲的想法，但时间、方式都不合适。“如果只用一周的时间，对这部大书仅仅做一点提纲挈领的概述，实在是暴殄天物。现在终于有机会，让我可以用系列图书的形式，榨出其中的每一滴精华。”

作为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者司马光选择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所以时间节点怎么选择、怎么表示，皆有考量。因此，熊逸“榨书”的过程也是从时间着手。《资治通鉴》全书以《周纪一》开篇，打头第一句话：“起著（音同除）雍摄提格，尽玄黓（音同义）困敦，凡三十五年。”拿起书的人读到这一句，多半就开始打退堂鼓了，看不懂，像打哑谜。

“这句话的意思是，记录周代历史的第一卷，开始于著雍摄提格这一年，结束于玄黓困敦这一年。‘著雍摄提格’和‘玄黓困敦’是太岁纪年法中的年份名称，分别对应干支纪年中的‘戊寅年’和‘壬子年’，转换为公历就是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69年。”接着，他细细地解释起牵涉其中的十二星次、天干地支等天文历法知识。

司马光为何要用如此生僻复杂的太岁纪年？熊逸认为，这不仅是出于实际的缘故，还有关于政治立场的弦外之音。编年史必须把历史事件准确编年，需要天文历算方面的专业知识，司马光于是请来当朝权威刘羲叟负责编年，刘极推崇唐朝用太岁纪年的《大衍历》，因此有了这些“怪词”。而“刻意复古会让人感觉这部书很庄重、很专业、很有格调，尤其是和新党领袖王安石变法所掀起的锐意革新的浪潮格格不入”。

太岁纪年之外，熊逸认为司马光选择公元前403年作为全书开端的做法，更需细想。事情要从公元前453年说起。当时，晋阳之战后，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掉了智襄子，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后世一些历史学家，如《战国策》作者刘向以此作为战国的开端。而司马光著书时，偏偏选择了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被周天子封为诸侯这一事件作为战国时期的开端。因为在这位北宋醇儒的眼中，名比实重要得多——“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以儒家的标准来看，韩、赵、魏、智都是晋国贵族，他们无视晋国国君的存在，公然掀起内斗，是典型的礼崩乐坏。而若干年后，以礼制治天下的周天子非但没有采取措施，反而分封韩、赵、魏三家族长为诸侯。“这就等于是，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有了合法的名分。此事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熊逸说，“这就是政治家和史学家截然不同的历史观。”

“身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当时立心要编一部大书，所以自然会有‘慎始’的意识，会十分严肃地处理一个不当不正的年份，将一件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历史中最大的教训。”正如熊逸在开篇就点明的那样——《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丁公到底该不该杀

说到政治，不难想到操弄权柄、筹谋算计之术，于是，有不少人将《资治通鉴》当做研究“厚黑学”的教材。

在采访中，熊逸少有地摆出鲜明的态度：“《资治通鉴》显然不是权谋之作，只不过书里免不了有各种权谋，这些内容刚好击中了一部分人的兴趣点而已。司马光写这部书时有自己的政治经验和一套儒家价值观贯穿全书始终，书名‘资治’就已经表明态度了，要以史为镜，要对政治有帮助。”

《资治通鉴》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早在宋英宗年间，司马光就已经在写一部编年史书稿——《通志》了。等到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逝世，神宗继位，20岁的神宗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才听了开头“三家分晋”的事件就很受触动，顿觉历史经验之重要，实为治国法宝。于是，他给《通志》重新命名为《资治通鉴》。

“意思是：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宋神宗还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又把自己做皇子时的私人藏书送给司马光做参考资料。”熊逸说。

对于秦汉之交这段历史，“资治”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从秦亡汉兴中吸取历史教训。司马光这次又拿了件“小事”，借题发挥。项羽麾下有个猛将丁公，在与刘邦短兵相接之际，放了后者一马。项羽死后，他主动拜见刘邦，以为凭借当年不杀之恩可得善待，不想被刘邦押在军前一刀杀了。杀人还要诛心，刘邦说，丁公身为项羽臣子，却不尽忠，使项羽失掉天下的就是他。

丁公到底该不该杀，自古以来颇有争议，司马光的态度是，该，因为“进取之于守成，其势不同”。

“司马光认为刘邦自从起兵以来，没少招降纳叛，但在称帝后，只有丁公一个人因此被问罪处斩，是因为进取的时代结束了，守成的时代另有一套章法。当天下一统时，应该强调礼义和秩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刘邦杀丁公就是想让所有人明白：做臣民却不忠于君主，一定没有好下场。”熊逸解释道，“用今天的话说，创业和守业是两码事，创业成功的人如果用创业经验来守业，大概率会重蹈秦朝的覆辙。”

“细枝末节”的意义

《环球人物》：贯穿《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三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秦为何二世而亡”，司马光承接贾谊《过秦论》中的观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您的思考是什么？

熊逸：战国时期，商鞅在秦朝搞的是集权化改革，让政治简单化、国民均质化、管理数字化，于是整个国家、全体国民和所有国家大事都被化约为“耕战”二字，眼里只有种田和作战。这种“战争发动机”的惯性很大，以至于秦统一了六国后，依然停不下来，只能南征百越，北伐匈奴。问题是，随着版图规模不断扩大，原有政治模式还能适用多久，前景恐怕并不乐观。更何况秦始皇死得太突然，偌大一个帝国交在了毫无政治经验的秦二世手上。大体而言，秦二世继承了五笔政治遗产：第一，广袤的版图；第二，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第三，全面推行的法家治国理念；第四，一整套科层制官僚机构；第五，十九个亲哥哥和具体数字不详的亲姐妹。大概率所有遗产都有隐患。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说秦朝死于暴饮暴食导致的消化不良。在大泽乡起义爆发前，大秦帝国就已经处处潜伏着不安因素了，只是在秦政府的威权之下，没人敢把不满情绪公然释放出来，这种时候，只需要星星之火，就可以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环球人物》：讲陈胜吴广起义时，您提到一个问题——戍边误期真的是死罪吗？由此延伸到屯长的官职大小，秦法的严苛程度等。讲这些细节有什么意义？

熊逸：随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学界的确出现了对秦法是否真的如此严苛的怀疑，主要依据是这批秦简中出土的《徭律》，加上后来的岳麓秦简，可以推测秦朝的法律条文本身似乎谈不上不近人情，只是不知道秦二世变本加厉到了怎样的程度，法律的实际执行层面又有多大程度的扭曲。这些细节没有定论，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即便陈胜夸大其词，也足有900人被他忽悠住了。这大概率是因为秦朝的法度确实足够严苛，以至于人们即便对法律条文并不了解，也很容易谈虎色变，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就是细枝末节的意义。我们可以假想一下2000年后的人们看一本今天的现实题材的小说，他们也许分不清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是真是假，但只要他们还有正常的判断力，就应当知道小说里的许多细枝末节反而是真实可信的，足以呈现出2000年前的社会生活面貌。

《环球人物》：轰轰烈烈的巨鹿之战，留下来不少精彩的故事。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项羽破釜沉舟。当时赵国有一位将领李齐，在弹尽粮绝下，抵抗秦军几十万重兵围攻，也不可谓不壮烈。但历史上真正关于李齐的记载却是一笔带过的。您怎么看待历史中类似的遗漏和残缺？

熊逸：这就是古代史，即使我们把所有的已知条件通通加起来，得到的也只是残缺不全的回忆。假如当时反秦事业的赢家是赵国而不是楚国，假如了解李齐的人担任史官，李齐的事迹就很可能会被大书特书，巨鹿之战也很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但假设终归是假设。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李齐那样，轰轰烈烈的人生消隐于所有人的视野之外。但是，这难道不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吗——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文字与想象之间，在血脉与超然之间，在科学性与诗性之间。就像叶芝的那句诗：“山坡的青草/只会留下/野兔躺过的压痕。”

“心躺平了，人还站着”

《环球人物》：《资治通鉴熊逸版》是在什么状态下开始动笔的？

熊逸：疫情时期，我被迫卧床了十几天，什么都做不了，等到能做事，又要照顾卧床的家人，所以写作进度被耽搁了不少，但不至于误事。

巧合的是，当初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是在一种自我隔离的环境下。熙宁五年（1072年）司马光在新旧党争中落败，退而著书，足不出户，目不窥园，如是者将近20年。家门以外的世界，对他而言，也正爆发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一个叫王安石的人满世界横冲直撞，在皇权的加持下，把大宋王朝搅得不得安宁。司马光只能关起门来和几个助手一起研制“疫苗”，希望能够以一部《资治通鉴》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成败，使今后的社会对各种形态的政治瘟疫永远免疫。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这份努力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价值。

《环球人物》：《资治通鉴》有史料的价值、政治的价值，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它的价值是什么？

熊逸：价值判断的问题从来都是因人而异的。

对有些人来说，《资治通鉴》里有历史上许许多多在自己时代里最醒目的人的人生阅历，有无数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可以体验千百种境遇里的千百种人生，而人生要面对的许多根本问题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读唐诗宋词，《诗经》《楚辞》，就不可能有共鸣了，不是吗？

《环球人物》：讲解这么一部大部头，您的方法论是什么？

熊逸：写这套书，感觉就像厨师烹饪一头大象，如何拆解，如何备料，如何在色香味俱全之上做出独家风味，乍一开始，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重如泰山，而且无从下手。但想通了其实也不算很难，只要七把刀轮番上阵就可以了：追本溯源，读历史的第一项功课；竭泽而渔，网罗所有材料去伪存真；跟进学术前沿；知人论世，结合司马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学术立场，看懂他的各种取舍、剪裁和褒贬；再用思想史的专用解剖刀，看看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资治通鉴》的品评；最后两把刀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也就是所谓的“跳进跳出”。我就是用这七把刀去处理《资治通鉴》，烹制的过程则始终保持小火慢炖，没有宏大框架，只有丰富细节。

《环球人物》：如果从2006年算起，已经走过17年的创作历程，您觉得现在的状态和年轻时比，是更精进了，还是有一点已不复当年之感？之后还想写什么？

熊逸：这套书写完后，我恐怕就没有“还想写什么”的问题了，而只有写不写得动的问题了。我只想能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做到底，就最好了。

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其实比2006年更早，那时候会在上班之余写点什么，但水平很糟糕，过后就不喜欢了。现在水平高了些，想法成熟了些，但身体、精力都不行了，尤其是记忆力衰退。

心态也有变化，对未来的自己不抱幻想了，对，我也躺平了。但躺平不等于不做事，还是要把自己能做且有兴趣去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心躺平了，人还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