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西方哲学史》：“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

什么是“道”？毋庸置疑，“道”在老子哲学产生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这可以在老子之前的古代典籍《诗经》、《尚书》中发现不少这样的凡例。

1、《诗经》之道论

《诗经》是最早对“道”进行抽象使用的经典文本。据统计，《诗经》中“道”字共有 28 处。从归类来说，其“道”之涵义比较简单，其中道路之义最多，如“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行道迟迟，中心有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四牡騑騑，周道倭迟。”

实际上，这些“道”字的使用都有双关意义，是先民运用“比兴”的文学手法，借道路的迂回遥远来比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自己遭受的苦难，以表达内心的悲伤之情。

其次，是言说之义，如“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将言、道、详、读联带使用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可以成为《道德经》第 1 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资源。PS：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道字。由于甲骨文并没有全部破译，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说甲骨文中没有道字。金文中已确认有道字，而且不止一处。西周时的铜器上的铭文有道字，《貉子卣》上的道字，由行与首两个部件组成。《散盘》上的道字，由行、首、止三个部件组成。春秋战国时的器物铭文上也有道字，见于《曾伯簠》、《侯马盟书》等。这两处金文道字的形体看上去与西周的相似，大概就是从西周金文道字沿袭下来的。金文中的道字，一般是道路的意思。

2、《尚书》之道论

《尚书》作为商周文献史料的汇编，对“道”字的使用次数达 36 处之多。从其使用来说，其涵义明显增加，抽象程度有很大提高，与其它词合成使用的频率增多。

其涵义之特点如下：

第一，在宗教神学意义使用“天道”，这主要体现在殷商时期。如在《尚书·商书》所载“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说命总百官对商王进言：“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都体现了殷商时期自然宗教意义上的神学世界观，这说明殷商时期“天道”“天命”之义并不包含伦理内容在其中，他们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

第二，在道德规范意义上使用“道”、“王道”或“天道”。《尚书》益对大禹的赞誉以及大禹会师对“有苗”讨伐之誓言都是从道德规范意义上使用的，“满招损，谦受益”即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规范的体现，指责“有苗”之“反道败德”是从反面说明道德失范的恶果。同时号召大家做事要像周王朝的国道那样，正直坦荡，像周王那样不偏不私，摒弃个人好恶。

第三，在道德秩序意义上使用“天道”、“有道”与“无道”。商汤讨伐夏桀时指明“天道福善祸淫”，周武王斥责商纣王“无道”，周王所说“以荡陵德，实悖天道”都是从道德秩序上来说的。夏桀、商纣王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都“实悖天道”，即违背了上天给定的道德秩序。面对“无道”的夏桀、商纣，商汤、周王只不过是代天行道。值得注意的是，商汤讨伐夏桀以“天道福善祸淫”为旨，还存有一种自然宗教神学的倾向，因为这种文化观念的发展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过程，并非像王朝的更替那样界限清晰。

第四，“道心”与“人心”相提并论。《尚书·虞书》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著名的“十六个字心传”，据说它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所谓“人心惟危”是说人生面临着种种诱惑和危难，正如老子所说“体道”之士“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第 15 章）所谓“道心”即天地自然之心，“道心惟微”是指天地自然之心之微妙，这与老子所说的“体道”之士以心观心，道体“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学者张舜徽认为“郑氏惟善体古人辞言之情，故此释最为精谛。今援斯例以说人心道心，则二心字自为动字而非静字明矣。所谓人心者，言用心于人也，亦即其德在表之意。所谓道心者，言用心于道也，亦即其德在内之意。”

归而言之，“道心”之谓使“道”之抽象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诗经》相比，《尚书》道论脱离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道”，其所说之道不仅包含自然神学意义之道，而且伸展到了涵盖是非善恶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意义，并且以“道心”概念使“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抽象水平，因此无论是“道”之涵义的层次，还是“道”之抽象程度都迈出了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