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早在拓跋洼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郑渊编写代纪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皆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编写至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551﹚，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纂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房延佑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

魏收﹙505--572﹚字伯起，巨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早在北魏末年他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是他长期专职。设局修纂修，史官都是趋奉魏收的人，凡事由他专主。天保五年﹙554﹚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

《魏书》记载鲜卑拓跋部的早期活动，多少反映了拓跋部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材料。但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他还接受为他写美言入史的人贿赂。阳休之的父亲阳固，北魏时为北平太守，因为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劾获罪，这一事都记载在当时的起居注中。魏收则因阳休之有恩于他，修史时将其美化成“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事免官”，并胡说“李平深相敬重”。不仅如此，魏收还收纳尔朱荣之子送来的金钱，在写史过程中“减其恶而增其善”。崔献从北魏中兴一直到孝武时，任常侍，很多诏诰表檄皆出自他手。只因当初选修起居注有人推荐魏收，崔说魏收是轻薄之徒，不可用，魏收便怀恨在心，在修史时便写上崔的坏话。

由于魏收在修史时掺入了个人的感情色彩，书成后，众口喧然，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特别是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一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魏收著史不平的达百余人。当时左仆射杨谙，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倾朝野，这两人与魏收关系亲蜜，魏收为杨、高两家都作了传，这两人因此不愿听到别人说魏收修史不实，便堵塞言路，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了这场风波。终文宣﹙北齐的高洋﹚世不再讨论，致使《魏书》就这样流传下来。

历史上有这样的史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才写出了像《史记》、《汉书》那样的信史。魏收凭自己的好恶而虚美隐恶的《魏书》，只能称为“秽史”，为人嗤之以鼻。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能够面对真实的历史过程，据事直书，为后人留下可信的历史记载，还是迎合一时风尚，屈服于外来压力，或凭自己个人感情，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欺蒙后代，贻误后人，这是对历史学家良知见识和责任心的最大考验，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根本标准。对所记人物不凭空添加他的好处，也不掩盖他的坏处，才称得起“实录”。联想现在，有人写传记、回忆录，甚至编修志书，虚其美，隐其恶，讳其实，饰其弊，只写“盛世”，避其弊政，又怎么让人信服，更是对历史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