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承郡王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大清灭亡进入民国后，顺承郡王家迅速败落。以至于当时的老北京城有一句调侃的顺口溜：“锦什坊街怎么那么长，里头住着穷顺王。”

1917年，六岁的文葵承袭顺承郡王爵位，这便是末代顺承郡王。文葵承袭爵位的时代，大清朝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他却是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位真正袭封的王爷，故而被称为清代“事实上最后一个王爷”。

那时，文葵虽然有铁帽子王的爵位，却已经没有了俸禄，王府原来的收入也基本丧失殆尽。幸亏在此前的宣统元年，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商议，下旨将原属朝廷所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们的府邸赏给个人所有，这才使他们有了最后一点生存资本。

文葵成为顺承郡王府主人后，为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先是将王府的房产契约抵押给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后又将王府租给皖系军阀徐树铮。1920年，张作霖进京后，看中了顺承王府，便毫不客气地将这里作为自己在北京的帅府。

最后在贝勒载涛的作保下，张作霖出价75000大洋买下了顺承王府。文葵将这笔钱存入银行，但顶不住时间长久，坐吃山空，到后来就基本丧失了所有的经济来源。虽然一度有人介绍他到民国政府做事，但他却坚决拒绝。

伪满洲国建立后，文葵怀着侥幸心理去投奔皇上溥仪，凭着铁帽子王的资格，做过一段时间的炮兵少尉。不过，到头来，文葵觉得“恢复旧朝”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1938年，文葵回到北平，从此闭门谢客，不问世事了。为了谋生，他一门心思学习绘画。

建国初期，文葵始终蜗居在家，保持低调的生活。尽管如此，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末代顺承郡王也没有获得真正的清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身份被人发现了，于是不得不加入地方政协，开始硬着头皮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1958年，文葵被请到国画厂工作，薪酬优厚，还有稿费，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也许是为了感念新政权的恩德，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文葵还热心地将银质顺承郡王封册捐献给东城区政协。1961年，文葵当选为东城区政协委员，但除了一些政协的活动外，他极少外出，只在家画画，基本过着隐居的生活。

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未能逃过文革的劫难，也吃了不少苦头，多年以后，当一切重归平静时，老王爷唯一庆幸的是：“多亏把银册早在大跃进年代交了，保存在文物局里，否则文化大革命时抄出来，非要了命不可。”

文革结束后，这位老王爷总算是苦尽甘来，恢复了东城区政协委员的名誉，由此进入人生中最平静的一个阶段。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期间，他曾向大会捐赠了两幅山水和一幅书法。1992年12月23日，末代顺承郡王文葵与世长辞，享年84岁。他不但是大清朝最后一位王爷，也是最高寿的一位王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