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句话，相信大部分人的脑海中第一想到的人都是谭嗣同。其实不然，这句名言，最早出自一位名叫苗沛霖的《秋霄独坐》诗中，是为“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那么这苗沛霖究竟是何许人也呢？为何说他是中国最没有原则的军阀呢？我们接着来看。

苗沛霖，安徽凤台武家集人，生于清朝嘉庆年间，有着“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之称。上面那首诗是其早年在私塾教书，抑郁不得志时期所作。

一、

苗沛霖家境贫寒，世代为农，为改变命运，他像很多读书人一样，把围闱场看成自己进身功名的主要途径。30岁那年，凭借个人天赋，再加上刻苦和勤奋，成功考中秀才，成了一个生员。但这并没有为其物质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依旧穷困潦倒，家徒四壁。

当时捻军起义在黄淮大地正盛，倍感失落又不甘寂寞的苗沛霖，便投身到了张乐行军中。

张乐行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将其迎为上宾，礼遇有加，因为捻军大多出身泥腿子，对知识分子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尊重。可苗沛霖却根本看不上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不过有了这次的礼遇，使得苗沛霖自信似乎更多了起来，又转而踌躇满志地跑到了寿州知州金光筯那里，大谈治兵，还毛遂自荐要担任团练练总。

不过金光筋根本没鸟他。因为当时人才已经出现相对过剩的现象了，再加上还有很多人是靠捐银子才搞到的功名，所以当时有功名却无官职的人太多了。金光筋身为知州，对于高谈阔论的苗沛霖冷漠淡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回碰一鼻子灰的苗沛霖依旧没有放弃，回到家乡后，又在族人面前大谈“筑寨、积粟、治兵”的抵御捻军主张。但依旧没得到族人的响应，反倒还遭到了大家的嘲笑。万念俱灰之下的苗沛霖，不得已，只好又委身做了三年的蒙师，以养家糊口。

正是在这期间，他做了那首《秋霄独坐》。

二、

时间慢慢来到了1856年，苗沛霖人生的转折点就在同年。

这年的正月，捻军横扫了苗沛霖的老家，把那里的地主武装打得满地找牙，一败涂地。此时的土豪乡绅们这才意识到，苗沛霖早先提出的治兵之策或许是对的。而苗沛霖也不失时机地老调重谈，打着“御捻”的旗号，在土豪乡绅的资助下，组建了苗家军。

他从老乡朱元璋那里得到启发，提出了“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的政治策略。一改过去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态，挑沟筑寨，将武家集变成了一座壕沟深掘，寨墙高筑的堡垒。

由于策略的正确，战术运用得当，苗沛霖的势力迅速膨胀，短短四年时间，就成了据圩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再加上当时他又结识了在安徽督师的满清权贵、钦差大臣胜保，并引为暗中援助，所以在政治上屡受举荐和升迁。在1857年到1860年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12次被加官进爵，很快就坐到了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督办淮北团练，官居二品。

此时的苗沛霖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和当年曾国藩相似的机遇和条件。但贪婪、狂妄、短见使得他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860年的大清朝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便是风雨飘摇。南有太平天国，北有捻军，英法两国又借机制造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同年攻陷了北京城，咸丰皇帝跑到了热河。胜保赶忙写信给苗沛霖，让他率精兵进京勤王。

苗沛霖嘴上是答应得好，可实际上并不打算行动，他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割据一方，崛起于官匪之间的时机到了，便等不及地开始自树大旗与清朝分庭抗礼。同年10月，建立起了天顺王国，自称“河北天顺王”。

但是他没意识到，当时清廷虽境遇险恶，但毕竟气数未尽。

后来，清廷为化解满族亲贵胜保与汉族等将领之间的矛盾，便将胜保给调往了陕西，改由湘军首领李续宜为安徽巡抚，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刚刚反正却又失去靠山的苗沛霖，为把湘军挤出淮北，便唆使部下挑衅湘军，制造事端，前后两次杀死湘军士兵12人，掳走7人。

当时的曾国藩手握重兵，盛极一时，但他担心湘军如果和苗沛霖正面起冲突的话，会引起他与僧格林沁的不合，于是便主动奏请撤出寿州、正阳等防区。曾国藩的这种忧国忧民情怀，正是苗沛霖所欠缺的。

三、

从一介穷困潦倒的书生，转瞬间就成了手握重兵的割据势力之后，苗沛霖内心膨胀了。他把清王朝的衰落看成了灭亡，错误地估计形势，过早地语言了清朝的终结。于是乎，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没有原则的政治流氓，开始了他短暂却有精彩的政治投机。

1861年2月，苗沛霖借口“寿州擅杀案”，大举围攻寿州，开始了他第一次公开反清活动。同月，他派部将奔赴六安，与宿敌张乐行、龚树德等捻军达成谅解。之后又派人奔赴庐州，与太平天国的陈玉成部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归顺。太平天国随后就封其为“奏王”，还派人率七百将士到苗家老寨，与其商议共同反清大计。

但后来，被他围困在寿州的安徽巡抚翁同书，斩杀了与他有间隙的官员，他没有出兵的借口，只好暂时罢兵撤围。随后翁同书又上奏朝廷为其开脱，清廷也卖了个顺水人情，责令其“带团立功”。

数月后，苗沛霖又以还有其他清军将领参与了“寿州擅杀案”为由，再次围攻寿州，并于10月底破城，俘获翁同书等大吏。次年1月，他又联合了张乐行部的捻军、马融和部的太平军，联合攻打颍州，从而掀起了自己的第二次抗清高潮。

但他并非真心要和起义军联合抗清，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求自得，求壮大而已。

3月，清军云集皖北，苗沛霖看到进攻颍州无望，便又转投了胜保，要求反正，胜保答应了。一个月后，苗沛霖会同胜保的军队，与颍州守军来了个里应外合，大败捻军和太平天国的联军，张乐行靠部下拼死突围这才得以逃脱。张乐行被围后又逃走，让清廷大为恼火，指责苗沛霖剿灭不力，暗中通敌。

为平息清廷的不满，苗沛霖又把主意打到了陈玉成身上，派心腹给他送去一份信。信中对陈玉成那是极尽恭维之词，并向其承诺，陈玉成若是能到寿州，他将组织四旗人马，120万之众，配合陈玉成拿下汴京。

陈玉成虽说早就知道苗沛霖已经倒戈，可他还是希望寄托于这位反复无常之人的身上，希望自己能够让他回头。结果就是，突围之后的陈玉成拒绝了部将的忠告，执意北上与苗沛霖汇合。很快，一到了寿州，大批太平军的重要将领就被苗沛霖给捕获了，年仅26岁的陈玉成也慷慨就义。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运动的被扼杀，苗沛霖已感到末日临近，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举兵反清，但失败却早已注定。12月，苗沛霖战死在蒙城，横行淮北十多年的苗家军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最后，我们用八个字来概括苗沛霖的一生，那便是：“心比天高，目比寸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