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人们交换思想、交流经验，通过口耳相传，多半靠记忆行事。后来发展到“结绳纪事”，以帮助人类记忆。而绳结过于简单，不足以表达复杂的事物，于是有了文字画，可以画在树皮、石头或陶器上。后来文字画又逐渐演变成文字。

19世纪末以来，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发掘出不少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而早在商代就已将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从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常常把一些历史事件刻铸在青铜器上。

春秋末期，郑国、晋国还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即所谓“刑鼎”。这种“钟鼎文”像甲骨上的卜辞一样，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例如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其铭文都很重要。

除了甲骨、青铜器以外，古人还将文字刻写在玉、石之上。但甲骨不易多得，而金石笨重费工，都不便于普及和大量使用。针对这种情况，又改用简牍作为专门的书写纪事材料。

经过整治的长方形竹片叫“简”，木片叫“牍”。简牍用漆或墨写成文字后，再用韦(皮条)或丝编起，叫作“策(或册)”。简牍可卷起，便于存放，又价廉易得，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主要的书写纪事材料。

随着桑蚕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至迟从春秋以来，已有用供贵族作衣服的缣帛来作书写材料了。《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可见在战国初年帛书已与简册并行于世。

秦、汉以来，科学文化的发展，许多长篇著作相继出现，帛、简随之暴露出了它们的局限性。在简牍被彻底淘汰后，书画用缣帛仍能存在下去。但轻软平滑的缣帛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太昂贵，只能供少数上层人物享用。

到了汉代人们深切地感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因此社会上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廉价易得的替代品，而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

中国最早的纸

我们一般认为是东汉蔡伦开启了造纸的历程。纸字从“丝”旁，在字源上与丝有关联。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其的解释：纸，絮一苫也。从糸，氏声。

《后汉书》中记载，“纸”之所以是“丝”旁，就是因为最早称之为纸的是纺织品，就是缣、帛之类，但“缣贵而简重”，所以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破渔网等纤维造纸，在元兴元年(105年)上报皇帝，说明造纸成功，“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但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1957年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出土了时间更早的西汉纸，经潘吉星先生的检测分析，灞桥纸的主要原料含大量大麻和少量苧麻，而不是丝质原料，这表明灞桥纸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当然也有人认为，灞桥纸的纤维肌理还不够“纸”的比例成分，某种程度上像埃及的纸莎草一样，只是纤维的堆砌粘合，还达不到纸的标准。

如果灞桥纸还只是孤证的话，那么“金关纸”(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北额济纳河沿岸汉居延遗址的肩水金关故地，发现两片西汉麻纸)的发掘，就给了蔡伦发明纸的说法以致命的打击。经化验其为麻纸，年代上虽比灞桥纸稍晚，但均在西汉。

到了东汉末年，造纸术更有提高，还出现了名纸，“左伯纸”就是其中之一。在二、三世纪时，“左伯纸”与“张芝笔”、“韦诞墨”齐名，为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书法家们喜用。

东汉至三国时期广泛使用的破布、树皮、破渔网等渐渐满足不了需要，在大量使用麻和树皮的基础上，又新开发了藤皮等纤维原料，浙江剡溪的藤皮纸此时已名扬天下。

魏晋南北朝：纸逐渐取代了简、帛

如果说，纸在汉代还只是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崛起，还未完全取代简、帛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到了晋朝，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从地下出土物可见，西晋时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后，便几乎全是用纸了。东晋时期的纸张产量与质量已全面提高，但一些人仍维持旧习惯，重要文件多用竹简抄写而不用纸。

于是东晋末桓玄发布了一项“以纸代简”的令称：“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所以后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东晋以后的竹简。

魏晋南北朝时，除用纸抄录经史子集、书写日常公私文件外，由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佛教、道教兴起，还有不少人抄写宗教经典，这也使得社会上纸的耗费量大大增加。

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与推广，我国南北方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以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了南方的造纸中心，也主要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

某种程度上说，晋代能出现像陆机、王羲之、王献之这样优秀的书法家，也得益于这一时期纸张的发展与进步。

从晋朝开始，在今浙江省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附近，更开创用野生藤皮造纸，一直延续到唐、宋，后来被竹纸所淘汰。我们现在对晋朝藤纸只闻其名，不见其物。

晋代还新增了若干纸的品种，如“侧理纸”(或“苔纸”)、桑根纸、蚕茧纸、藤角纸等，为书法绘画之雅事平添了几分色彩。相传王羲之用“蚕茧纸”，又叫“凝霜纸”，形容纸像白霜一样，又白又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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