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某著名报纸曾刊文《莫妖魔化中国古代制度》。文章称，中国古代王朝设有谏议、史官、科举等比较先进的制度，皇帝“并非绝对的独裁”；相比之下，欧洲王朝的独裁程度更高。

揆诸史料，这篇文章的对比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与事实相差甚远。

中世纪欧洲与同期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大多数时候为封建主义，后者则是专制主义。

在5~13世纪，欧洲国王和臣属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国王是贵族中的一员，要通过某种贵族会议共掌权力；国王只能在王室领地内行使权力，在此范围之外，由各个封建领主全权管理。西欧很早就有制约王朝的机制，如英国在7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期，出现的“贤人会议”，拥有在国王之上的立法、审判等权力。13世纪后，王权扩张，建立起所谓“绝对君主专制”，但依旧要顾忌议会。

反观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清朝灭亡，一直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全国设立郡县，统一选拔官员、征收赋税，一切大权操于皇帝之手。通常被认为能制约皇帝的相权、谏议权，因其权力本身就来自于皇权，所能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

图：拿破仑一世加冕礼。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要通过教皇加冕这一仪式，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

具体来说，不少西欧国王对国家有统治权，无所有权；而中国君主则两者兼而有之。

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征税上。西欧国王要靠自己的收入，如王室领地收入、司法收入、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充当宫廷和整个政府的开销。当国王收入无法维持政府运行与国防开支，需要另行征税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如在英国，先后有御前会议、贵族大会议、国会；法国有三级会议等。

但在中国，“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百姓交税属天经地义，皇帝则能依据需要，随意开征新税，以至“急政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由于不掌握财权，古代欧洲国王在许多时候，无法拥有效命于自己的军队。若要打仗，国王往往得依据封建契约，请贵族出兵，或向银行借款。1215年，英王约翰为应对战争，将贵族的“兵役免除税”增加了16倍，同时提高继承税，激起贵族联合反抗，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1688年，也就是中国的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此后国家财政权被全部置于议会掌握之下。

图注：威廉三世，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

财权、军权之外，古代欧洲国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缺乏专制力量。

最主要的干预力量来自教会。在“君权神授”的解释体系下，国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教会，从而使国王的合法性受制于教会。罗马教会对国王权力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当一种权威施以不公正时, 人们能去寻求另一种权威保护。所以古老的德国习惯法《萨克森明镜》说，上帝把两把剑留给世间。给教皇以精神之剑，给皇帝以世俗之剑。

教权对王权的干预，首先表现在王权常常不得不寻求教权的支持。譬如，“征服者”威廉在进攻不列颠前，亲自从教皇手里接过一面旗帜，以示罗马教廷对此次军事行动的支持。黑斯廷战役后，约克大主教为威廉加冕，宣誓：“威廉保证维护教会的权力，并且持守良法以成为贤明之王。”

其次，王权与教权也是在不断竞争之中。因争夺主教任命权的矛盾激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1076年，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也不甘示弱，开除亨利教籍，并废黜其王位，并号召德国人反对国王。丧失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终不得不向教皇求饶，身着平民衣服，在格里高利七世的住所外，迎着风雪站了三天三夜。获得接见后，亨利四世亲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恢复了自己的教籍。

反观中国，所谓“儒学”，并无教会这般的政治实体力量，虽同样鼓吹“君权神授”，但儒学群体本身，并不掌控上述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权，事实上只能成为皇权专制的附庸。确立了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董仲舒，其大一统思想被汉武帝所赞赏，但其旨在约束皇权的“天谴论”则被武帝唾弃；甚至当董仲舒欲借宗庙发生大火为由，以“天意”批评皇权时，其本人也险些被武帝处死。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复观，也只能承认，“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但结果，专制政治的自身，只能为专制而专制，必彻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学所表现的理想。”在他看来，“在中国, 没有任何社会势力，可以与专制的政治势力作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争，所以最后只有全面性的农民暴动。”

在中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代言人教皇册封国王乃是常态，反之，在中国，则是皇帝不断加封“意识形态”代言人孔子和孔子后人。何者在精神层面的专制程度更高，实一目了然。

简言之，古代欧洲国王与中国皇帝的专制权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欧洲是“王在法下”，中国则是“法自君出”。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所有的君权都是有限的，没有一个国王能如中国皇帝那样，随意剥夺臣属的自由或土地。更没有一个欧洲国王，曾经实现过行政集权化与司法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