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只要是以大一统王朝的形式出现那必然就是亚洲霸主的存在，即便王朝衰落也是相对内部而言，对于周边臣服的小国来说依旧是带头大哥。宗主国的地位可不是平白捡来的，关键时刻就得能顶上去。

明朝中后期万历三大征中的抗倭援朝之战后昭告天下“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如此霸气的背后明朝也是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可不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像砍瓜切菜那么简单。

三百年后，东亚风云再起，朝鲜还是那个朝鲜，大明早就换成了大清，日本的大当家也从丰臣秀吉换成了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不过甲午战争前夕的大清和庚子国变后的大清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时候的大清国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倒也是颇有成效，对内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对外则是脚踢法兰西，拳打俄罗斯，甚至停泊在日本长崎港上的北洋军舰直接把主炮瞄向了市区，玩儿起了舰炮外交。古老的帝国仿佛再换荣光，王公大臣们开始做起了“同光中兴”的迷梦。

刚刚提到的长崎事件，当事国互相赔偿医疗费，但日本赔偿的更多，无疑是清王朝近代鲜有的一场外交胜利。不过在双方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却商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给中国挖了一个大坑!

这份条约签订没几年，朝鲜就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朝鲜官军节节败退，急忙向清政府求援，希望能尽快派兵平息内乱。日本人可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急忙找到袁世凯“盼华速代戡”，并再三保证“必无他意”。

袁世凯当时身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其实就是朝鲜的“太上皇”，负责严密“看护”朝鲜国王，抵御沙俄渗透，此前也同日本人有过交手，占据上风。对于清军进驻朝鲜可能引发的后果，袁世凯还是有所考量的，他并没有立刻请求朝廷派兵，而是不紧不慢地告诉日本来使:别急，等起义军快杀过来的时候再定吧。

日本人急得上窜下跳，可又拿袁世凯没有办法。基于袁世凯的报告，李鸿章建议清廷“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可见从袁世凯到李鸿章，乃至清政府都没有落入日本人的圈套。

可彼时的朝鲜官军不仅节节败退，大批枪械还被起义军抢走，都吓破了胆，根本无力平乱，急忙派人把援书递交给袁世凯，请他“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再担心日本人另有所图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袁世凯曾给李鸿章发电陈明派兵与否的利害关系，他认为，“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并且强调，如果中国不出兵，“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也就是不论清政府最终是否派兵，日本政府最后也一定会出兵朝鲜，这等于把宗主国的地位拱手让给日本。

同时为了防止日军出兵，袁世凯也做了相应对策。等清廷出兵后就立即照会日本政府，强调清廷出兵是应朝鲜请求，师出有名。如果日军强行派兵，还可以让朝鲜联合列强给日本施加外交压力，胁迫日本撤军。

可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李鸿章都小瞧了日本的狼子野心，更过高估计了列强施压的效果。结果日本根本没有等到清廷正式出兵的照会就以“朝鲜内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为由向朝鲜派遣军队了。并假惺惺的表示“当前事变紧急，以我国兵力保护我国国民刻不容缓。为此，不待与清国联合出兵，而按条约行文照会，立即出兵为宜。”

虽然日本出兵在先，但清军是紧随其后，相差没有几天，所以也“友好”地照会了日本外务省，给了日本人制造摩擦的绝佳机会。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护送运兵船的北洋军舰，击沉了英籍运兵船高升号，还对已经落水的清军士兵进行扫射，八百多位官兵以身殉国，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结果打了一年都不到，清军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亲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土地，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1895-1945，在近代日本欺压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所造成的损失至今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