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匈奴的战争之后，大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新的聚敛财富手段，才能使战争继续下去。于是在公元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

何为“算缗”呢？就是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以及车船所征收的赋税。对象为商品或是资产，规定商人的财产每2000钱抽税120钱，手工业者每4000钱抽税120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120钱，商人的车每辆征收240钱，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120钱。

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汉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外立了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朝廷上报自己的个人财产，如果有隐瞒不报或者是自己上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进行揭发检举，这就是所谓的“告缗”。

看到这里，我们无不对汉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因为商人牟利和农民不同，他们所得和所付出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缴纳高赋税的义务。但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多，付出的少。那个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羞愧。

对此，汉武帝当然知道，所以他鼓励告发，并且还奖励告发者。但凡告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不但全部没收，还要罚戍边一年，被没收的财产再分一半给告发者，以作奖励。

“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数以亿计的财务，田宅更是无数，很多商人中产之家因此而破产。然而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的话，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告缗”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掺杂了很多私人目的在其中。比如，就有人通过这种形式，将平日里的怨家给轻松解决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自保，只能做出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一些事情来。换句话来说，告密更多催生出了虚伪和狡诈。

卜式是当时一位经营畜牧业的商人，当“告缗”开始在全国铺展开来时，他见很多同行都倒了大霉，觉得与其被人告密，还不如自己主动站出来，以守为攻。于是乎，他一咬牙一跺脚，上书朝廷表示自愿捐出财产的一般，以做边防之用。这让汉武帝很是诧异，因为当时很多商人都是低调隐瞒自己的财产，可他为何要反其道而行呢？

于是就派人前去问卜式，是想当官还是家里有冤屈需要上诉，结果人家说都不是。卜式说：“天子诛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在边关冒死奋战，有财的人就理应捐献财产，如此匈奴可灭也。”

卜式的回答并没有漏洞，汉武帝正欣慰之时，丞相公孙弘看出了门道。他认为卜式矫情立异，动机不纯。汉武帝没搭理他，过了不久，卜式居然又捐出了二十万钱，这回汉武帝是真的欣慰了，对卜式进行了特别的嘉奖。从此“不想当官”的卜式居然官运亨通起来，成了齐王丞相、齐王太傅、御史大夫等。

任谁都可以看出，卜式这是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预”，然而就是这样虚伪狡诈的人，最终居然能身居如此高位，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告缗”运动最终因为大批商人破产，无密可告而结束。但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汉武帝，在这次运动中不但得到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财富外，更是通过告密加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

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搜刮民财，尤其是鼓励告密的做法，其实是在毁坏国民的人格和心智，其恶劣的影响尤为深远。汉武帝鼓励告密，事实上就是在鼓励全民特务政治，鼓励人性的堕落，鼓励贪婪和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