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7期《文物天地》刊登了朱连华先生撰写的《元代张达夫墓出土瓷器探讨》，对该墓出土瓷器予以介绍，并对这批瓷器的组合、窑系及元青花人物图匜的青花纹饰予以初步分析。据他考证，此匜画面中人物所抱长形物的形状与琴相近，故认为人物图反映的历史故事应为宋代“赵抃入蜀”。

张达夫墓作为纪年墓葬，解决了元青花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该墓及出土瓷器资料还可参见《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西安曲江元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出土陶瓷》等。2012年,笔者应邀参加上海博物馆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对陕西两件出土及馆藏元青花瓷曾有撰文，对青花人物匜的图像予以考证，认为该青花匜上所绘人物图像属以往未见的元青花人物故事绘画题材，可能取材自八仙人物蓝采和。此匜作为元青花研究迄今最为重要的纪年墓葬出土资料，有必要结合文献及图像作出相关探讨。

元青花人物纹匜，2011年出土自西安曲江风景线项目发掘17座古墓葬中的M6。M6出土有墓志一合，志题位于墓志上方，由右至左楷书“元故张君达夫墓铭”八字，志文记载墓葬年代为至元五年，应为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即所谓“后至元”时期。青花匜造型作敞口，方唇，芒口，唇和外底露胎，泛火石红色，外壁装饰变形仰莲瓣纹，内壁装饰卷草纹，内底绘制有一名持大拍板的人物，周围有梅、仙鹤、山石花草。

张达夫墓出土元青花人物图匜及人物图局部

对这件元青花匜上绘制的人物，曾有学者认为可能和元代及以后比较流行的“林和靖梅鹤图”有很大关系，朱连华先生认为该匜绘制的人物接近元代流行的赵抃入蜀图。赵抃（1008-1084），字阅道，宋衢州人；少孤，官殿中侍御史，弹颏不避权贵，京师号“铁面御史”；历知杭州、青州；知成都以一琴一鹤自随，匹马入蜀；神宗立，擢参知政事，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再出知成都；卒谥清献，著有《赵清献集》。《宋史·赵抃传》载神宗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后人遂用“一琴一鹤”称颂为官刑清政简、廉正不阿，以琴鹤为友，两袖清风。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元代带“古相张家造”款的白地黑花枕也被考证为赵抃入蜀图。

元白地黑花赵汴入蜀图枕

磁县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但是通过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这件青花人物所持物品与金元明时期古琴有一定区别。首先，一般金元明时期的古琴在携带中包裹有琴囊或包袱，尺寸较长，多为夹在腋下或扛在肩上的形象。磁州窑博物馆藏元代白地黑花枕的古琴形象即是如此，山西壶关宋金壁画墓一号墓前室北壁绘制的管仲鲍叔人物身后跟随的侍童也背负着一具带琴囊的古琴。在明代青花瓷上也有较多反映，如首都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收藏的两件明天顺青花携琴访友图罐上，古琴都以琴囊包裹，分别以夹在腋下或肩扛的形式描绘。

山西壶关宋金壁画墓一号墓绘制的负琴侍童

明天顺 青花携琴访友图罐 首都博物馆藏

明天顺 青花携琴访友图罐 西安博物院藏

张达夫墓青花匜上人物所持物品，上部一端圆孔及捆扎绳索，下部分开，与唐宋元明时期流行的乐器拍板较为吻合，这种竖立手持拍板的形象与五代彬县冯晖墓伎乐人物和河北宣化辽墓十号张匡正墓散乐图中的持拍板相同，相关宋金墓葬、壁画资料比较丰富，在此不作重复举例。这种持拍板人物与鹤结合的形象，与元代的八仙人物较为接近。

明《三才图会》描绘拍板

五代彬县冯晖墓砖雕女拍板

河北宣化辽墓（十号张匡正）散乐图所见拍板

在与八仙人物比较时，容易把这件青花匜的人物与明代后期及清代瓷器上的曹国舅形象联系起来。同样的持拍板男子形象，在元明龙泉窑瓷塑和贴塑梅瓶上上也有反映。但通过研究八仙的人物形象流变，笔者发现，八仙人物在金代出现后，在明代中后期有过四个人物的重大错位变换。持拍板人物在金元时期并非曹国舅，而是蓝采和。

明成化青花群仙祝寿图罐上的持拍板曹国舅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元代龙泉窑瓷塑持拍板人物

八仙是我国古代道教神仙群体。“八仙”一词虽然在东汉三国就出现，泛指列仙，唐代还有李白等“酒中八仙”之说，杜甫曾作《酒中八仙歌》。我们现在所指的八仙在宋金时期成形，人物有变化，在金元时期有徐神翁而无何仙姑，直到明代何仙姑才取代了徐神翁，从图像看，明代中期八仙才最终定型。八仙形象，目前最早所见的文物实物为山西金代砖雕墓，其中也有持拍板人物。在人物辨识上，如果按照明清时期加入何仙姑的组合特征来辨识，就会发生错误。八仙中金元以来没有变化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四人，而其余四人由于何仙姑加入，金元与明清时期人物有很大的一次错位，如果以明清八仙形象的法器来解读金元时期的八仙人物就会产生错判，对带有徐神翁的八仙形象，应该按元曲来予以解读。

山西侯马金代墓葬出土八仙砖雕持拍板人物

《元杂剧全集》收录的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末《水仙子》：“这一个是汉钟离现掌着群仙箓。（郭云）这位拿着拐儿的不是皂隶？（正末唱）这一个是铁拐李发乱梳，（郭云）兀那位着绿襕袍的不是令史哩？（正末唱）这一个是蓝采和板撒云阳木。（郭云）这老儿是谁？（正末唱）这一个是张果老赵州桥倒骑驴，（郭云）这位背葫芦的是谁？（正末唱）这一个是徐神翁身背着葫芦。（郭云）这位携花蓝的是谁？（正末唱）这一个是韩湘子韩愈的亲侄。（郭云）这位穿红的是谁？（正末唱）这一个是曹国舅宋朝的眷属。（郭云）敢问师父你可是谁？（正末云）贫道姓吕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唱）则我是吕纯阳爱打的简子愚鼓。”而《城南柳》（水仙子）云：“这个是提笊篱不认椒房”。曹国舅手持“千年竹罩”，也即“笊篱”，有些在笊篱之外加上了一个“金牌”或“金符”。元曲《八仙庆寿》剧尾“穿关”列出了曹国舅的所有装扮设计：“双髻陀头、云鹤道袍、不老叶、执袋、杂彩绦、金牌、笊篱”，“金牌腰中带，笊篱手内存”正是元代曹国舅的装饰。

金元甚至到明代的蓝采和形象，据元代撰写并收录入明正统《道藏》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记载：“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围黑木树枝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而明代《三才图会》中则有蓝采和形象，并同时记载有“大拍板”和“六銙黒木腰带”。只有理解了蓝采和与曹国舅在金元时期的形象，才能解读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八仙人物。由于后期何仙姑进入八仙行列取代了徐神翁，导致八仙四个人物发生错位，简而言之，何仙姑拿走了曹国舅的笊篱，曹国舅改持蓝采和的拍板，蓝采和改持韩湘子的花篮，而韩湘子改吹原为徐神翁所用的笛子。在具体判别时，对金元时期和明清的八仙人物，需结合时代才能准确判断。

明《三才图会》持大拍板的蓝采和形象

山西屯留元至大二年壁画墓绘制的蓝采和

综合以上，张达夫墓出土元青花匜上人物可能为金元时期流行的八仙人物蓝采和，持大拍板形象与元曲和其他金元时期蓝采和人物形象均吻合。与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八仙过海图反映的持拍板仙人形象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明珐华八仙人物罐反映持踩拍板渡海仙人形象都比较近似。通过图像研读可知，早期塑造或描绘的拍板偏于合拢，而明清时期反映的拍板多为张开状态。

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八仙过海图反映持拍板仙人

明珐华八仙人物罐上的踩拍板仙人

张达夫墓青花人物匜作为元代纪年墓出土实物，有助于解决元青花人物绘画断代研究。作为带有墓志的纪年墓葬资料，又有黑陶质地的各式带笠俑、动物俑、器具等，这些在西安以往墓葬发掘中都是元代墓葬的典型陪葬陶俑及陶器。发掘单位根据出土墓志确定该墓年代为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这也成为该件青花匜的下限年代，作为纪年资料，比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至正十一年（1351）青花瓶提早了12年，另外也证实，带有汉装人物乃至道教人物图案至迟在后至元年间就被景德镇采用。作为纪年资料，此匜可证明甘肃武威元青花窖藏出土青花人物高足杯等亦为相近时期产品，另外，也给我们对元明瓷器，尤其是元青花与洪武青花瓷器的分期带来全新的思索。

景德镇刘新园先生曾提出，“洪武青花与釉里红瓷器纹饰与元青花相比，其题材特别单调，构图不如元代严密，运笔不如元代活泼。而元代青花瓷器上即为精彩的人物纹样，例如追韩信、三顾茅庐、唐太宗等，以及精彩的麒麟、文豹之类的动物纹都在洪武时代消逝了”。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记载：“除一品至五品酒盏用金，其余器皿俱不得棱金、描金并雕刻龙凤、里饰金玉、珠翠及朱红黄色、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御赐者许用，既弊不许托此再造……违者罪之”，同书还记录同年壬午：“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朱元璋出身寒微，诏令“故宫室器用一从素朴”。这些史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洪武官窑瓷器人物纹饰比较简单的原因。此次至元五年纪年墓出土汉族历史人物故事绘画题材青花瓷，反映了元青花瓷上的人物绘画较以往认知更为丰富，对其人物故事图案及选题今后应予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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