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看看1890年到1914年的欧洲，那时的欧洲人完全可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满怀信心的展望未来，他们充满优越感，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国际政治的一切都取决于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欧洲国家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辽阔的殖民帝国，军队是强大的，直到1914年，美国陆军的总数还不及葡萄牙，欧洲的商品和贸易也是别处望尘莫及的，美国更像一个列强的跟随者，而不是挑战者，即使挑战，也只敢在破落户身上寻找突破口。俄国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个小失误，胜利一方的日本用的也是欧洲模式，再说这胜利也是在英国的支持下，欧洲人看来不值一提。

欧洲几乎占领世界

密集的铁路、公路和运河网络保证了人和商品的迅速流通，在大工业区形成了巨大的城市，人口数以百万计。科学发现与技术革新大部分出自欧洲，居里、卢瑟福、普朗克和已经小有名气的爱因斯坦开启了原子时代，欧洲再一次领先，他们本来还可以继续引领人类科学进步，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在社会生活中，强大的资本主义者被称为资产阶级，正在和日益强大的工人组织对抗，在英法德荷瑞，工会和工人政党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以至于政府和老板们不能继续置之不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相继出台。尽管无产者在政治上强大起来，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贫穷，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处处被奉为经典，文化、道德标准、进取心乃至衣着服饰业余消遣方面的情趣被广泛模仿。法国人将1890年至1914年称之为美好时代，这个概念在西欧、中欧和一部分东欧国家完全受到认可。

欧洲秩序似乎无往不胜，只有极少数人看出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为未来即将到来的灾难感到不安。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不论大小，无论政体，由于财富、教育水平、权力差异构成的几乎难以逾越的鸿沟将人们分割开来，只有一种感情能超越这种障碍，那就是民族主义。

欧洲国家间的敌对情绪在加剧，根源在于越来越狂热的民族自信心与越来越强烈的超越邻国的意图。盲目的自信心必然来自畸形的自尊心，而畸形的自尊心必然来自恐惧和极度的不自信。非理性的想法必然导致非理性的行为，如果辅以莫名其妙的勇气，接下来就会产生一种全在全社会引起共鸣的畸形民族主义，由此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弥漫整个欧洲社会。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狂热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以至于为了祖国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是祖国毁灭的代价也无所谓。民族主义这柄双刃剑的一侧剑锋被过度磨砺，砍向别人的同时，实际也在招呼自己的脖子。

民族意识过度激化有多种原因，其根源在于19世纪末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差异化。工业化国家要得到原料供应，并为产品寻找市场，那么夺取殖民地，建立势力范围就有利可图。欧洲人对殖民地有明确的认识：1、殖民地的原料必须供应宗主国，供应他处的额外原料，必须经过宗主国；2、殖民地必须只购买宗主国的工业制成品，必须从宗主国银行取得资金，不许例外。

这种状况导致殖民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有利可图那么简单，而是防止宗主国出现困难的一种预防措施，殖民地分散了宗主国内部紧张局势的注意力，对于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是婴儿的疫苗，成年人的面包，绝对不可或缺，只能扩展，不能缩减。欧洲国家乐于看到学者们向人民灌输：国家扩张是与加强民族实力，改善生活条件以及维护现有秩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下层人民生活不好，绝对不是因为政府无能，更不是资本家凶恶，甚至不是下层人民自己有问题，而是殖民地太少。只用了不到十年，欧洲社会各阶层都接受了这种说法，从相信到迷信直至成为宣传者，只不过区别在于，有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被蒙在鼓里，前者明白如何利用这一点获利，后者只能充当议论者、欢呼者乃至炮灰的角色。这两者之间居然形成奇妙的联盟，一起推动政府去获取殖民地，如果哪个政客敢对此有异议，那么他保证不会赢得选举，而且今后绝不会再赢得尊重。

于是乎，争夺最后的空白地区，控制贸易通道的斗争进入白热化。1898年，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在苏丹迎头相遇，英国威胁宣战，法国退却。消息传到英国，举国欢腾，一个叫根特纳的美国记者在伦敦东区一间破败的廉价酒馆里目睹了一番奇景：这里的顾客显然是失业工人、男仆、园丁，他们兴高采烈，他们忘了他们的悲惨待遇，一星期前，他们还在诅咒内阁里那些婊子养的混蛋，现在却把他们当英雄来膜拜。根特纳想破脑袋也搞不明白这些人究竟高兴什么？在西区，人们兴高采烈是因为他们的工厂有军需品的订单和未来在苏丹的商业机会，而这些人一个便士的好处都没有，反而很可能在战争爆发后被送上战场。

更奇妙的是，欧洲人对欧洲以外地区集体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从人种体制学家各种研究成果成为畅销书中可见一斑，欧洲人相信这种优越是天然的优越。与此同时，各国间的人也彼此形成了一种优越感，英国人嘲笑法国人，法国人瞧不上德国人，德国人又对英国人嗤之以鼻，不过大家一致瞧不上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算是扯平了。

西方学者说力量过剩和畸形民族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有道理。在战争中，交战各方都认为自己是在进行正义的事业，自己的利益完全合法。四年的战争，让强势民族精疲力竭，即使是战胜方，也不得不依靠借贷维持费用，还必须依靠殖民地士兵来维持防线，就像丘吉尔在书中罗列的感谢加拿大士兵、澳大利亚士兵、新西兰士兵、印度士兵、黄金海岸士兵、南非士兵、尼日利亚士兵等等，法国人感谢的名单恐怕还要长一些。于是不仅一些英国移民居多的地区事实上独立，即使一些地道的殖民地也开始躁动不安，上百年灌输的“白人至上”原则被推翻，谁让步枪在任何人手里都能发挥威力呢？黑人发现白人也不是不可被反对的。

欧洲内部也出现巨大的变化，一些原本弱小的民族也被战争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来，民族国家成为各个民族追求的目标。波兰恢复、奥匈崩溃、罗马尼亚扩大、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芬兰自治、巴尔干国家彻底独立。当这些民族国家拥挤在狭小的领土上，边界犬牙交错，一些人已经有了本族的独立国家，却不得不生活在别的国家领土上，比如在捷克境内就有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这些散居的少数民族往往受到伤害，自然而然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是持久的紧张和爆发冲突的根源，一件小事，一个小误会，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庆祝节日的时间不同都会激化矛盾，更不论那些被故意挑拨起来的事件和一些社会容忍度很低的刑事犯罪。

在巴黎和会上，被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潮，战胜国在狂热情绪的驱使下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胜利，开出的条件往往过于苛刻和极具侮辱性。谁都知道这很危险，而且战败国事实上也承担不起赔偿，单独行动还让原本的盟友间矛盾重重。为了能让德国履行道威斯计划，自然要做出一些让步，让德国体面一些。于是和平主义者来了，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发起洛迦诺公约，并双双获得192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巴黎和会

欧洲似乎又恢复了平静，然而在表象后面却极不平静，意大利没有得到满足，资本家、商人、大业主和军官对外没有得到太多便宜，只能重新面对国内获取利益，自然对工会极度不满。墨索里尼承诺说他有办法让资本家和工人都获利，法西斯强调的是纪律和秩序，散漫的意大利确实产生显著变化，很多国家的人觉得这是一条出路，就连英国都产生了法西斯政党，其信徒身份之高极其怪异。

当时的经济学家有一句名言“经济就是命运”，放在现在也很有指导意义，搞好经济就能使国家控制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搞不好对人民而言病态经济就意味着改变的驱动力，对政府而言就是末日。此时的欧洲已经失去经济霸权，1913年的欧洲其出口总额占世界总数的52.6%，到了1928年只占45%，而且这个数字还包括殖民地原料和初级产品对宗主国以外地区的输出，可想而知欧洲工业制成品的份额了，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危机导致关税壁垒，无疑增加了恢复经济的困难。关税壁垒其实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物，它导致的困难，反而加重了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本国经济不发展都是别人妨碍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也这么做呢？理由是为了自保。

欧洲国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选择，英国和法国还在利用传统的经济思维解决问题，强调疏导，比如给失业工人失业救济和给那些失业边缘的工人带薪休假，毕竟他们还有殖民可以依赖，那么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可就没有退路了，只能选择国家投资，美国、德国、意大利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区别只不过是美国足够大，投资余地足够多，还能应付，至少可以选择参与战争的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一点都不奇怪，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并在其后的二十年里，逐渐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比较搞笑的是，曾经的殖民地美国成为西欧命运的主宰，曾经被瞧不上的俄国人成为西欧的噩梦，单个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什么都不是，还要走向联合，不过这种联合各怀鬼胎，看上去很美罢了。

战后的欧洲人反思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带来的危害，不过比较幽默的是，反思的路子走偏了。西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族虚无主义，他们还将面临更头疼的事。东欧人在冷战结束后继续玩“民族觉醒”，在民族自决权的旗帜下，把自己弄得更支离破碎，他们的经济变成别人的依附，政治上仰人鼻息，在安全上难以自保。随着时光的流失，欧洲现在白左盛行，难民危机，宗教危机各种奇葩的事情不断在欧洲发生，欧洲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只和平鸽，一头可爱的小白羊。

涌向欧洲的难民

欧洲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摇摇摆摆一百多年，有趣得很。理性是很多人追求并标榜的，但付诸实践真的很难，被绑架的欧洲正一点点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