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是明朝立国以来最为危险的一年。这一年，明朝的几十万军队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全军覆没，无数文武百官战死，甚至连 皇帝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地方被俘。瓦剌首领利用被俘的明英宗骗开各边关城门，一路南下，兵锋直指北京。大明朝的形势万分危急，已经到了稍有不慎，大明江山就会化为乌有的地步。然而在这个紧急关头，主角于谦出场了。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化解这场危机的。

土木堡之变摧毁了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中央指挥决策机构。此时的北京城可谓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在已经失去政治、军事核心的情况下，不少大臣都主张南迁。只有于谦等少数人反对。他们力排众议，最后成功守住了北京城。

于谦是一介文官而并非武将，在此之前从未带兵打仗，他为什么就坚信北京城一定能守住呢？是盲目的自信，头脑发热，还是仅凭一腔热血？于谦真的有条件赢下这场关于大明的生死存亡之战，延续大明的命脉吗？

在政治方面，明朝一开始是居于劣势的。瓦剌也先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抓住了明英宗。皇帝成为了瓦剌进攻的挡箭牌和“开路先锋”。在皇帝面前，应战就是置皇帝安危于不顾，大逆不道之罪。守关的将领畏首畏尾，投鼠忌器。最终被也先玩弄于股掌之间，骗开了不少城池。

于谦看到了也先把明英宗作为政治筹码来获取政治优势这一点。他针对性地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另立朱祁钰未新君，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巧妙地化解了政治上的这个劣势。随着北京的政治核心重新构建，也先手上的明英宗也从王牌变成了摆设。拿皇帝赚城池的伎俩行不通了，只能硬着头皮和明军硬碰硬地打了。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自朱棣迁都以后，北京就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明朝的宗庙、政府机构都设在北京。北京的政治基础深厚，民众认同度也高。南迁则会让明朝失去长城这样的战略屏障和幽云十六州的战略要冲，南方无险可守，根本无法阻挡蒙古骑兵的冲击。于谦另立新君，成功化解了明朝的政治困境，也使得固守北京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也为守城之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方面，虽然明英宗朱祁镇和太监王振败光了明朝的一线精锐部队，但明朝统治的根基仍然未被动摇。此时仍有大量战斗力虽差但人数众多的二线部队。数量上对瓦剌形成了绝对优势。而且在于谦的坚持下，大明朝廷固守北京的战略决心已下。因此就能够快速动员，很快组建起一直22万人的守城部队。

外地勤王的军队也已源源不断向北京开进。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只是长驱直入，后方宣府、大同等战略要点还在明军手中。瓦剌要想取胜，就必须速战速决，迅速拿下北京城，否则就只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很容易全军覆没。况且明军还有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明朝的火器。如果是野战，也许明朝的火器对阵瓦剌的骑兵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守城作战，火器对攻城部队的威胁就相当大了。何况攻城本来就不是骑兵的强项，在威力强大的火器面前攻城就是送人头。

而且北京作为明朝的都城，城防坚固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周围还有护城河环绕，加上此前历朝历代对北京城防的经营，在没有大威力攻坚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硬攻是很难取得突破的。

上面这些虽然都是明朝能守住北京城的优势所在，但实际上最关键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明朝的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明朝民众尤其是北京城内的民众都明白一点，北方游牧民族野蛮、残暴，一旦城破就意味着家破人亡。所以面对外族入侵，北京城内的百姓空前团结。民心可用，于谦才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民众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加固整修了城门，构筑了城壕，加强了北京城的防御力量。而且还将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了北京，解决了守城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

由此可见，于谦提出固守北京并非是头脑发热或者只是一腔热血，而是对形势有着认真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明朝的情况看似岌岌可危，但是明朝仍有绝对的能力守住北京。也正是因为于谦的力争和坚持，才有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才使得明朝避免了再一次出现两宋时期的战略被动局面。成功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于谦也因此成为了民族英雄而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