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日的蛮荒之地、流放之地，到今日寸土寸金的国际旅游岛，海南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在海口市海府路南端有一处五公祠，海南昔日的历史就是从这里有了转折，五公祠又名”海南第一楼”，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为了纪念的是唐宋两代被贬职，而来海南的五位名臣：唐代宰相李德裕，宋代宰相李纲、赵鼎，南宋抗金将领李光和胡铨。

五公祠主体建筑为两层木结构，楼高9米，周围有檐廊，但无斗拱，为海南最早的楼房，故称海南第一楼。

楼上高悬”海南第一楼”金字横匾。

祠内柱上，有清人长联：

“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

“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期楼。”

与五公祠相毗邻的是苏公祠，原为金粟庵，也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为纪念宋代著名诗人苏轼而建，同时，也崇祀他的弟弟苏辙，故亦称二苏祠。

祠前有一对联：”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因苏东坡曾谪居海南地区，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苏轼起。

据史学家研究，历朝历代的流放地选择标准，一般来说是就偏就远，但也不是越偏越远就越好，而是要求流放地还必须在中央政权的掌控之下，以便政府对于流人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管理。

因此，海南作为流放地之时，已经完全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历代的流放地一般都是分布在南北两个边区，很少有像西方的流放那样把犯人流放到海岛上的。但也有例外，中国历史上也曾把一些海岛作为流放地，不过，这些海岛是完全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海南岛了。

海南开发很早，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便在海南设郡，然而，由于秦代统治时间短暂，海南岛并没有完全进入秦的控制之下。直到汉代时海南才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开始在海南设官驻兵，治理其地方，时称”珠崖郡”。

公元前46年（汉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叛，元帝与群臣朝议后，宣布放弃其地。当时放弃的原因有四：首先，当时关东人民连年饥馑，流离失所，这对于国家来说更为重要，需要先谋解决，不宜再黩武耗财；其次，朝廷认为珠崖所居黎人与禽兽无异，没有设置郡县治理的必要；再次，该岛孤悬海外，多毒草虫蛇之害，气候恶劣，不适宜兵士驻扎；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朝廷所需的珠犀、玳瑁等，并非珠崖所独有，放弃也不可惜。

自公元前46年珠崖被放弃始，就被视为蛮夷之地了。

直到公元43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才再度平定该地的叛乱，恢复珠崖之名。但终汉一代，海南也很少有汉人移入，仅在其北部，有少许汉人。

三国时代，孙权曾派兵征服其地，然基本上没有派兵驻守。

据史料记载，自汉代在海南设置郡县之后，曾向该地流徙过罪人，但这些流人姓氏均已无考。可以考知姓氏的第一人是隋代的杨纶，而海南岛也是从这时起成为我国第一个辟为流放地点的岛屿，因此杨纶可称是我国第一个可以考知姓名的海岛流人。从此以后，海南岛成为著名的流放之地，开始有大量罪人流入。

其主要原因是自汉代设珠崖、儋耳两郡后，海南还是时叛时附，隋朝政权虽说短命，但是隋朝的冼夫人收服了整个琼崖，真正将海南纳入中央集权的严格控制之下。与此同时，隋朝之后，海南的经济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有利于中央政府派官管理。

唐代被流放到海南的李德裕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尊（《明府志》卷四十四·杂志四·遗事）。”由此，可以想其物产之富饶。

宋代李光在其撰写的《迁建儋州学记》里也有这样一段文字：”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1126～1127）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兴兵，里巷之间，曼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今十余年，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唐、宋两位曾作宰相的名家描述，应该有说服力，使我们相信海南岛在唐宋期间符合作为流放地的条件。

唐宋两朝被贬谪、流放到海南来的朝廷名相、大臣和著名学士，许多都在这里居住，并在这蛮荒之地开创了灿烂的文明。

唐代太子洗马兼侍读刘纳言，唐高僧鉴真和尚，宋诗僧惠洪，北宋宰相卢多逊、丁谓，南宋曾任右司谏侍御史（宰相）、参知政事的赵鼎，南宋曾任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的李光，南宋曾任秘书少监、起居郎的胡铨，南宋秦桧死党两浙转运副使曹泳，宋末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名人，不论走到哪里，都还是名人，这些被流放的人物到了海南，海南也因此引起了中原朝野的关注。

对于流放之人而言，”被流放”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对于作为流放地的海南而言，却是一桩幸事。

五公祠内的一副楹联则可以说明这种奇怪的现象：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

到了元、明时期，海南逐渐就不再作为流放地了，虽然也有被贬的官宦被流放海南，但是，数量不多，之后竟至绝迹。

其主要原因，一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海南的态度。史料有一段文字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关于海南作为流放地的讲话，颇有天子风范：”壬寅，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广东儋、崖等处。上曰：”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见《太祖实录》卷四八）

明太祖的态度改变了传统将海南作为”化外之地”的口实，也使得作为流放地的主要理由不复存在了。

第二个原因是，在明朝中后期，海南岛地方不安靖，多叛乱，常常失控。明代琼州知州郑廷鹄给朝廷的《平黎疏》开篇即云：琼自开郡以来，迄今盖千六百余年，无岁不遭黎贼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惨者也。

这种局面使得海南岛失去了作为流放地的条件。虽然被贬流放的都是罪臣，但作为当政者，也不能将他们放在频生骚乱的地方，因为朝廷即或不在意这些罪臣的安全，但也不想给这些流人以”诽谤”的口实。

所以，到了明朝，几乎没有当朝官宦被流放到海南岛，《崖州志》只记载了两位流寓在海南岛上的人，一个是瞿宏，永乐九年，调发海南卫崖州千户所，闲住；一个叫莫蓁，永乐初，寓崖之水南村，占籍南厢，居焉。

按照史书的记载，这两个人都是寄寓海南岛而已，算不上流放。这就是说，整个大明朝，就没有流放到海南岛的官宦，海南岛也不再是流放地了。

因为朱元璋的大气，海南虽然不再作为流放地了，但海南却像一位”养在深闺无人知”的美女，一直等了600多年，才掀开她那美丽的盖头来，毕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

牛恒刚：2012年1月30日于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