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入关定鼎中原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段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相对稳固之发展局面，乾隆帝弘历思慕其祖康熙六次南巡的盛况，也想效仿其“盛典昭垂” ，并于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年）先后六次巡游江南。

乾隆第一次南巡始于1751年正月，5月结束游历返回京城。1757年正月开始第二次南巡，4月返回京师。1762年正月开始第三次巡游江南，5月北返回到京城。1765年发起第四次南巡，数月后结束。第五次南巡于15年后的1780年正月才得以成行，5月份兴尽归京。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这位以好大喜功、生活奢侈著称的老皇帝开始了第六次、也是其人生的最后一次南巡。乾隆一行浩浩荡荡，3月到达浙江海宁，巡视海塘后返回。

乾隆在位期间不厌其烦的一次次南巡，给国家财政、人民生计都增加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文献记载，他6次南巡，次次花钱如流水，事后计算各项花费，总数达2000多万两白银。各地官府、盐商为接待他而不惜工本打造行宫、龙船、修桥铺路、征调民夫、维护沿途警戒治安，以及提供一行人吃、喝、拉、撒的巨额花费更是多的难计其数。因而从庙堂到江湖，都激起了不同程度的怨愤。

史载，乾隆第一次南巡出发后不久，全国许多省份的官场即开始流传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拟就的奏折底稿，内中直言不讳的斥责乾隆帝有“五不解、十大过”之罪状，而扰动最大的南巡位列第一。清廷在追查这份伪奏折的真正撰稿人时拘捕了上千疑犯，历时两年，还是找不到此文的真正作者。

这六次下来，有人初步统计过用了2000万两白银，据说，乾隆每次南巡，随驾官兵一般都要到3000名左右，马匹约6000匹，船四五百只，役夫几千名，花费白银上百万两，当然这种统计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很多项目根本没有算进去，比如摊派费用、商人捐款等，2000万两绝对是打了折的。

但乾隆就很奢侈，每次出行光随从就要2500人以上，要提前一年进行准备，在所经过的道路上还要进行亮化，还要征用大批劳力做好准备，一般认为他留下江南总计花费了2000万两白银以上。不过这些银子，乾隆自然不会从国库出，他直接向民间和商人摊派。要知道乾隆初年户部的银子为3千万两，末年为6千到7千万两之间。这种保持盈余的财政状态直到后期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才彻底崩溃。

乾隆年间的国库收入基本上在一年五六千万两白银之间，最少的时候也有四千万两左右。乾隆皇帝晚年生活奢侈浪费，全靠和珅买官卖官集聚财富来供乾隆皇帝消费，这也是乾隆宠信和珅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