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铭文因为具有极其丰富而确凿可信的史料价值，而显得十分珍贵。古人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其上，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化。

春秋战国时期，凡消灭一个国家，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以示权力的转移。

当时的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就铸造一件青铜器，把文件或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铸刻在青铜器物上面。其中又有以下极具代表性的青铜器铭文。

毛公鼎

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内铭文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虢季子白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