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介绍过古代的一项司法理念：“罪疑惟轻”。即疑罪从轻判决。回看可点这里

宋朝人用“失入有罚，失出不坐”的制度将“罪疑惟轻”的古训落到实处。“失入有罚，失出不坐”代表了一种制度安排的权衡：在宋朝的立法者看来，法官面对一起疑案，作出从轻、从无的判决，可能会导致罪人没有得到应得的制裁，但这是需要容忍的代价。只有容忍这一代价，才能够将“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落到实处。我相信，宋朝之所以会出现“今世疑狱，虽杀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的司法现象，不仅是因为先贤殷殷告诫后人“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更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失入有罚，失出不坐”的制度激励。

理想的司法状态，自然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不枉无辜，不纵罪恶。然而，由于证据湮灭、侦查技术不足、人之理性有限等原因，很多时候，法官不得不面对无法确知真相的疑案，面临两难的裁决困境：如果判有罪，可能会失于枉；如果判无罪，可能会失于纵。这就需要权衡与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其实，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标榜“罪疑惟轻”，但似乎只有宋朝以“失入有罚，失出不坐”的激励机制将这一古老的司法理念落实为一项可以执行的制度。

宋代之前，汉代一度以“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为司法导向，“失出人罪”的官吏被严惩，“失入人罪”的官吏却不用负责任，结果，狱吏跟棺材铺的老板一样，巴不得处死的人多一些，再多一些。

唐朝按正式立法，“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显然“失入”的责任大于“失出”，但实际的司法问责却与《唐律疏议》的规定相反：“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便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 汉唐盛世尚是如此，南北朝与五代等乱世就更不用说了。

宋代之后，虽然《大明律》与《大清律》都沿袭《唐律疏议》的条款：“若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但明清时期的错案问责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凡“官司出入人罪”，追究责任时，“以吏典（胥吏）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 。这么递减下来，长官因“失入人罪”而受到的责罚可减六等，法律责任远轻于唐宋。明清时，州县为“一人政府”模式，佐贰官、首领官沦为闲曹，长官独揽大权，责任却排在最末，权责居然如此不对等，真是不可思议。

而且，明清当局对“失入人罪”的责任追究，往往是“失出”重于“失入”。生活在明中期的丘濬观察到：“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问以为赃，是以，为刑官者宁失入而不敢失出，盖一犯赃罪则终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无后患故也。” 丘濬所说的“后世”，是相对宋代而言，自然是指他身处的明代。

在朱元璋时代，更是出现公正断狱者获罪、罗织罪名者获功的咄咄怪事。明初叶伯巨上书言事，称“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其一便是“用刑太繁”：“用刑之际，多出圣衷，致使治狱之吏务从深刻，以趋求上意。深刻者多获功，平允者多获罪，或至以赃罪多寡为殿最。欲求治狱之平允，岂易得哉？” 结果叶伯巨下刑部狱，瘐死。真是讽刺。

清代顺治—康熙朝大臣魏裔介也说：“律文所载，失入者甚于失出，失出者减五等，失入者减三等，凡以惩酷吏也。今失出者获罪，固宜；而失入者反邀执法之虚名，是以官吏务为严刻。”魏裔介所说的“今”，即清初。差不多同时代的刑部尚书龚芝麓亦发现：“从来失出之罪，原轻于失入。今承问各官引律未协，拟罪稍轻，即行参处，于是问官但顾自己之功名，不顾他人之性命，宁从重拟。” 可与魏裔介之言相参证。

康熙皇帝曾经殷切告诫各省长官：“总之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凡为督抚者，俱当体此语以行事。” 然而，实际上，“失出”既受重责，“罪疑惟轻”也就只能是一句无人当真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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