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首优美的情诗被公认为民国最美情诗，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

在民国的历史中，最有名的姐妹花当属宋氏三姐妹，但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还有同时齐名的张家四姐妹。

张家是安徽的名门望族，祖辈张树声历任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到了张武龄这代，不仅人丁兴旺书香门第，还开办了女中推动女子教育。在合肥老家，张家有良田万亩，仅靠收租就有数十万担。张武龄娶了陆家小姐陆英，婚后育有四女六子（小儿子为续弦所生）。最让张武龄自豪的就是这四个女儿了。

小说《秋海棠》作者秦瘦娟曾说：“张氏四兰，名闻兰苑。”

四个张家姑娘皆相貌出众、知书达理、才识渊博，她们是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大姐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和语言学家周有光喜结连理，四妹最后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携手一生，三姐张兆和则成了一代文豪沈从文口中的“三三”。

青蛙先生13号

1929年，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一年级课堂。

年轻男人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局促紧张。

精心准备的讲稿此刻全化作了嘴巴上的浆糊，黏住之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呆呆站了10分钟后，他好不容易张了嘴。

又是10分钟，一个小时的课程噼里啪啦就全讲完了。

台下的学生们大眼瞪小眼得看着他，想了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学生们善意得笑了，他们宽容了老师的惊慌。

这个年轻的老师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少数民族，十五岁参军，退伍后去了北京，小学文凭的他无法进北大深造，只能做旁听生。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他开始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后来又和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这时才终于在现代文坛立了足。后来又幸得胡适看中才得以拿到这份教职。

有学生把这事儿反映到校长胡适那里，他只说了一句：“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他和张兆和的恋情也从这里开始。

张家儿女相貌都不错，所以家人眼中的张兆和并不漂亮，甚至觉得她“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但张兆和五官其实很清秀，彼时18岁时又自带一种天然的自信在里头，所以在学校是校花，人送外号“黑牡丹”。

追求她的男生更是数不胜数，但她一心向学一概不理。男生给她的情书都被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等保存起来。在她心里，这些男生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想也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曾祖父是两广总督，父亲是教育家，家里来往的都是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大咖，就连叶圣陶都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生长在江南古城，富饶秀丽；沈从文却来自蛮荒湘西，清贫热情，两个原本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被命运连到了一起。

不知沈从文到为何对张兆和动了心，但据他们的儿子沈龙朱回忆：

沈从文有次看到张兆和在操场上吹口琴，边走边吹，走到操场尽头时之间她潇洒转身短发轻甩，动作利索，和琴声一样行云流水般。

也许是这个瞬间，这个青春活力神采飞扬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心。

总之，他开始给张兆和写情书。

沈从文的第一封情书写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女孩子愣了愣，依然按照往常默默收了起来。沈从文成了青蛙先生13号。

随后，沈老师的情书攻势一发不可收拾，二姐张允和得知后调侃这些信“要是从邮局寄，都得超重”，而张兆和却觉得这些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张兆和的沉默没有让沈老师退缩，他越战越勇。

“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奇怪，本来你笑时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

这些情诗不仅美丽真诚，也大抵能看出沈从文的爱情观：他追寻的是爱情至上，为了爱他愿意卑微得低到尘埃里，他渴望浪漫，感情没有回应也可以精神富足自由得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所以，沈从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而张兆和则相反，虽然家境殷实有父亲疼爱，但是兄弟姐妹太多导致她得到的关爱非常有限，加上保姆总教她理性知足，所以她是一个冷静的务实主义者。

两人的差异不仅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也和成长环境有关，这些差异导致了后来两人在一起后的许多磕磕绊绊。

青蛙先生喝“甜酒”

张兆和虽然有些倾慕沈从文，但还谈不上喜欢，欣赏的成分更多，理性告诉她不能接受沈从文。

沈从文后来不止用情书攻势，还跑去张兆和的闺蜜面前扬言被拒绝的话自己要么刻苦向上要么自杀。

这样的不管不顾惹恼了张兆和，她找校长胡适告状，但没想到胡适想撮合才子佳人，他大力夸赞沈从文的才能。

胡适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撇了撇嘴回答：“我顽固地不爱他。”

之后胡适给沈从文写信说道：“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你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不得不说，胡适看人还是很准的，张兆和确实不了解沈从文，也不爱他，两人一起生活一辈子，也仍然是互相不够理解。

但胡适的劝导显然没用，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的写，在爱情的世界中他主动又真诚，这一写就是4年。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中国公学，1932年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这时张兆和已经毕业回到了苏州，沈从文特地去苏州张家拜访，结果张兆和不在家，二姐张允和请他进屋坐坐，沈从文却执意要走。

张允和对沈从文印象挺好，她劝妹妹去旅馆看他，还让她喊他来家里玩。沈从文高兴得进了张家门，他带着巴金帮忙选的礼物有备而来。礼物是一堆英译精装的俄国小说，在当时是有钱也难买的，沈从文受到了书香门第张家的热烈欢迎。张家的弟弟们对沈从文也很是喜欢，因为沈从文很会讲故事，五弟寰和还用零花钱给他买汽水。

就这样，在沈从文的坚持不懈下，张兆和打开了心防，再加上家人的推波助澜，她默许了这段恋情。

在苏州居住的这段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感情迅速升温，走的时候让二姐帮忙打探张武龄的意见。在得到父亲许可后，张允和赶紧给沈从文发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字：“允”。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又加发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两人举行了婚礼，这场4年的单恋终于完美落幕。

婚姻中的柴米油盐

结婚没多久，沈从文就回了一趟老家，两人写了很多情书，沈从文照例称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第一次露出女孩子的娇态，亲昵称他“二哥”。

三三在信中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沈从文则回信安慰：“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一个知名作家、一个大家闺秀，谈起恋爱来也是这么一副腻歪的样子。

只可惜，婚姻除了你侬我侬情书情信外，还有更多的柴米油盐。

两个三观完全不同的人，在婚姻中的磨合必然是矛盾重重而痛苦的。

张兆和爱昆曲，沈从文不爱；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张兆和说他“打肿脸充胖子”；张兆和在家里为如何生存发愁，而沈从文在外结交朋友仗义疏财。

张兆和对婚姻的期待是务实理性的，她想要的两个人好好过日子，但是沈从文是谁？沈从文是被评价为“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的人，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让他对婚姻的期望远远高于过日子，他要的是两人灵魂中的高度契合。

故事发展到这里，你就晓得，沈从文爱的张兆和始终是心里的那个“三三”。

1935年，沈从文有了婚外情，对方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高青子。初次见面两人便聊得十分投机，1个月后再相见，高青子甚至模仿沈从文小说女主人公的装束，“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敏感多情的沈从文自然深受触动。

当沈从文发觉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时，心里备受煎熬，他向张兆和坦白了。张兆和生气得回了苏州娘家，沈从文对此不知所措，他为自己的感情矛盾着。

1937年，抗战爆发，沈从文南下去西南联大教书，张兆和迟迟不愿跟随团聚。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与高青子再次相遇，他把高青子介绍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两人关系再次密切起来。

热情总会消退，理性总会回归。

1942年，高青子主动离开了，“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

1946年，在为纪念结婚13年创作的小说《主妇》中，沈从文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忏悔，他在书中说：“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战争末期，沈从文一家迁回北京，他又买了很多古董文物收藏，这次张兆和终于由着他去了。

有时，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终究会磨去两人间的热情，也难免会遇到各种磕磕绊绊的考验，守住了跨过去了可能是另外一番天空。

我可能不够懂你

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和历练，沈从文发现自己更爱张兆和了，他对张兆和的爱不再是那种急切猛烈的情，而转化为深沉依靠的沉淀。张兆和又成为了沈从文的“缪斯女神”，也是这个时候，他骨子里的自卑情绪开始笼罩他，他对张兆和说如果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1948年3月，沈从文面临了人生中的最大打击，他被批斗为“清客文丐”和“桃红色文艺”，尤其是北大校内的大字报有些还是他的学生贴出来的。既然不能再为自己写作，不能再用自己的方式写作，那他宁愿不写。

没有人理解沈从文，包括他的家人，他被老友们孤立，被发配去扫女厕所，他孤立无援，甚至住进了精神病院。

张兆和此时是不理解沈从文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少女，她是妻子更是母亲，她要适应新时代，努力和一家人安稳生活。

沈从文依然给张兆和写信，信中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1969年张兆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沈从文也要被下放改造，离开前二姐张允和前来探望，她回忆道：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后来境遇变好之后，他们两人虽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但灵魂始终未相通。

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开始致力于整理他的作品。她在《从文家书》的后记里说：“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一切无法从头来过，不知她是否后悔过？而对张兆和曾经历过的困顿苦楚，沈从文又是否一定懂得呢？

2003年的春天，张兆和也溘然长逝。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对民国时期的才子佳人，虽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却没“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在这段婚姻中，两人的感情观不一致，投入不对等，期望自然也完全不同。

但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又有几人能完全不留遗憾？

相遇相爱易，相通相知难。只希望天下的情侣们，多给对方一些温暖和理解，彼此相偎相依，再大的风雨都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