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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存在着人类与自然的抗争，也存在着文明与野蛮的抗争。而人类在战胜自然与野蛮中，先战胜自己才是走向文明的关键。

中国文明不但是人类唯一不断的文明，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善于跨文明合作的文明。这个特性在中国人类的久远文明中是何时形成的呢？

按李辉、金文著《Y 染色体与东亚族群的演化》一书来看，今天中国人类是2.3~1.4万年前，三支从非洲迁徙至云南及长江中下游南北各一支的智人。

从更早5-7万年前走出非洲大沙漠智人的一个显著特点看：可能曾经缺水，所以都依大河而居。第一站尼罗河，第二站两河流域，第三站印度河。

而最晚一站的智人在进入中国物产丰富的云南后按照资源先到先选原则，第一波的就地落户了。后因生存条件复杂最后形成了诸多的少数民族。

第二波的沿长江而下了。最后一波进入中国后的发现当地有了云南人，向东有了长江流域的人，只能向北、向西形成了：成都羌人和西藏人。

从智人沿河而居看，祖先进化既沿着工具走，也沿着利用地理走。埃及人利用地理有了金字塔延伸了物理学。中国人则有了天文历算和圆周率。

中国人类很早就实现了从畜牧业创新崛起的狩猎民族与从种植业创新崛起的采摘民族的大融合。中国物产丰富的多元性引导人类寻找交换办法。

而人类在脱离野蛮的过程中，数百万年不变的利用工具，并沿血缘前行的路上，牢固的将人类价值观锁定在由家族、氏族、部落构建的体制之中。

因此，通常人类要走出部落实现跨部落交流是极其艰难的。让人称奇的是中国在68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却出现了一个跨部落大融合的现象。

跨部落这个由千百万年不变的天性形成的生存体制的改变，在中国三支人类中为什么这么早就出现在北方人类这一支中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认为：人类产生国家的条件，是有了剥削，有了阶级，才有了国家。其实这个逻辑难以成立。因为剥削和阶级在遥远的部落制内部早已有了。

《中国的货币起源》一书研究认为：国家起源于部落与部落之间跨民族的大融合。中国人类从6800年前开始的部落融合在2700年后国家就出现了。

中国在4000年前就出现了国家，大融合后形成的国家体制导致周边部落体制进一步瓦解。而货币在最后则成为催生这一现象形成的主角。

中国部落大合作的源头，是从一个父系的伏羲部落崛起并在融合了母系的女娲部落的故事中找到痕迹。最后形成了一种可以传承的大合作价值观。

这种大合作价值观形成后，先是推动了炎黄部落的融合，让中国北方出现了跨氏族部落的国家雏形的部落联盟。华夏民族也由此形成。

从史料看到：大禹统一九州各部落后，中国人类之前从单一民族的部落文明走向了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体制。并留下了一个明确的文明轨迹。

人类最早货币起源，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竞与中国货币专家共同指认是中国。并且，时间是4000年前，使用的货币介物是海贝。

显然，人类有了货币，就有了走向大合作的工具。而人类从部落走向大融合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家。那么货币就构成了国家起源的必然条件。

反之，如果中国货币起源是人类最早，那么国家的起源是中国最早也应在逻辑之中了。单一部落文明壮大的结果与货币及国家体制是弱关联的。

从人类最早货币起源的过程可以看到，它在人类最早国家体制夏朝的形成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税制介物的角色。让夏朝的国家体制快速形成。

货币是社会赋予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国家这个融合各方的体制出现，让人类用货币走出部落有了信用依靠。大禹在涂山设九鼎也是针对了守信。

大禹在统一九州后，采用的社会管理体制也是非常的灵活。从大禹当时针对社会状态而建立五服的“禹贡”赋税制度中可以看到货币应用的端倪。

国家体制在货币推动下让周边部落瓦解加速，让中央集权加強。并继续推动跨部落的融合。可见中国文明的规模造就是在一种交流合作中形成的。

有了一个推动更大合作融合的摇篮。让当时更多的农奴成为自由民。让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化的和平扩张。人口背后的生产规模也形成了。

人类利用工具数百万年来没有让文明起飞的梦，在有了大合作后，人类高速奔向文明的梦开始实现了。人类大合作及文明起飞的推手依然是货币。

货币这个神奇角色，既是人类扩大合作的纽带，也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人类从此有了大合作的方法。也有了持久的维持文明壮大的核心价值。

如果把人类旅程看作是从野蛮到文明，那么人类只是在从个体走向合作。中间只存在一个人类自觉生成的体制，那就是国家或类国家联邦。

而这个人类自觉体制的使命，就是不断加大社会生产的组织和提高生产的效率。所以这个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能够包容各种人类文化的共存。

能够包容各民族文化共存，能实现人类共同生存优化的体制，那就是国家。而这个人类的社会体制将在人类生存自觉的条件下消亡。

由此可以看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要通过一个社会体制来强化生产。而这个体制对人类文化的包容性越大，成效就越大，效率就越高。

今天全人类走向大合作的行动来自一战尤其是二战挣脱战争痛苦后的选择。人类大合作依然是借助了货币。并寄予了持久和平大合作的愿望。

中国人类跨部落合作的痕迹可以追溯至6800年前。由此形成了伏羲理性，而这个如远方北斗星光般存在的理性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

1.4万年前，中国最后一支智人进入云南后发现，当地有了云南人。向东有了长江流域的人。只能向北，向西发展。于是形成了成都羌人和西藏人。

约1万年前成都羌人又向北，向东北方向迁移。形成了伏羲部落和更远的女娲部落。6800年前伏羲部落因畜牧业创新而崛起。并出现了男性英雄。

由男性英雄当家成为部落首领后伏羲部落由此转为父系社会。并发起了向东发展与女娲部落遭遇。女娲部落由此留下了一串生动的历史故事。

先是女娲部落遭遇了一场“灭顶洪灾”，接着是“女娲补天”了，最后是相隔一千公里的两个部落“兄妹成婚”了。让人知道：不但自然有天，而且社会也有天。

由此，伏羲创造了一个双鱼太极图，并且吸收女娲部落长期遵寻天地之道的天文历算医术的巫文化八卦，形成了伏羲以和平为引导的八卦理性。

中国最早朴素唯物的女娲巫文化八卦。巫字的含义是：上面一横为天，下面一横为地，两边两个人在讨论中间由天到地的道。

最后，让伏羲理性得到普及和展开的是将此图案导入人类日常使用的文字系统。而古人将此复杂理性实现传承的方法正是造了一个简单的“易”字。

易字的产生，似有些偶然性。4100年前尧舜禹时期因典龙创新，华夏部落来上海沙冈采集海贝为贝，女匽随夫来到了现场。

女匽发现在良渚地区种田的侗傣人与沙冈采集海贝的侗傣人有很大差别。于是，造了一个偒字来加以区别。意思是，从太阳升起后得到万物的人。

女匽认为，种田的侗傣人是从田里的一个季节收获中得到财富，而采集海贝的侗傣人是从海边拾起海贝就是财富。两者得到财富的区别巨大。

以后，女匽从偒字中去掉一个人字旁，又得到另了一个字，易。易是指太阳从海边升起让万物容易生长。也包含太阳升起容易得到万物的意思。

易字的出现，让女匽开始广泛的传授中原伏羲八卦的理性和传播沙冈良诸人采贝文化的机会。为伏羲理性在中国文明中传承和展开打开了通道。

女匽造易，一改仓颉象形造字的特点（相传仓颉造字有28个），她以贝为基础一下造了35个字，开始了中国“象形+会意”的造字旅程并形成了易文化。

女匽造易字，形成了货币延伸关系的易文化。一改黄帝从人体内经出发与大自然相通的人天合一。为后人编写如连山、归藏等“易经”打下了基础。

3150年前周文王吸收易文化理性，编写了从人响应天的人天合一逻辑改为由天呼唤人的天人合一的《周易》。这才有了引导中国思想的群经之首。

由于天人合一《周易》的出现，周文王主政周朝，让中国唯物管理思想在3150年前就得到了巩固。从此，中国萌芽中的众神就难以走上政坛了。

周文王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神。而是指自然规律。中国的神起源于没穿衣的申。甲骨文的“申”是偒傣人一手在田下拾贝，另一手到田上用贝的意思。

远古各地从生存进化中胜出的智人，利用工具战胜自然的能力应该是相差无几。而最后能沿唯物理性指引持续升级走来的，中国人类是绝无仅有。

让中国人类十分有幸的是，伏羲在那么早的时间里，不仅是抓住了人类发展最本质的关系，还想象出了一个这么简单易懂的图案来表达。

更为可贵的是，伏羲理性不但抓住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动力，同时还找到了兼顾跨民族人类合作的方法。为人类文明起飞找到了一条高效的道路。

中国人类的唯物理性能得到持续的应用，并用“包容和创新”去解决民族之间的合作和内部发展的动力问题是人类独一无二的。

中国人类数千年坚持和平共处发展的经验说明，只有赢得社会共同发展，人类文明的效率才会是最高的，人类文明的持续性才会是最长的。

在人类进化中，生存资源的短缺应该是普遍的存在。所以，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的斗争，族群内部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普遍的存在。

显然，人类只有建立起引导包容扩大和创新增强的价值观，才会让社会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效率。而让和平价值观落在合适的社会制度之上是关键。

合适的社会制度一定是依赖于合适的理性来建立。即，社会是听命于理性的。那么，中国社会和平共处源头的价值观是如何来巩固社会制度的呢？

简单比较一下中外文明史可以看到：远古人类的理性，都是起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除工具外是选择人类之间群居与分居的价值观。

人类选择分居，最后便会形成唯我独尊、合作拒至的价值观。最后，一定是走向唯心主义，从而形成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中国人类的理性，从6800年前母系时期开始的“巫文化八卦→伏羲和平理性→女匽易长文化→文王周易→诸子百家”，形成了一条坚定的唯物合作路线。

中国的唯物史观在源头理性的坚定引导下最终一路沉淀在象形文字之中，并形成了一个易于包容各民族特点的无边界开放式的“宗”教传承体系。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成为人类从古至今方方面面宗教信仰的和平沉着地，正是因为中国文明体形成的价值观是一个开放式包容各方的体系。

然而，由这种开放式价值观形成的文明体系在历史上是一再的受到野蛮的侵扰。这也刚好显示了人类在漫长的历程中，文明与野蛮的必然抗争。

从埃及源头到各地的帝国史，最后以希腊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大哲学家从自身的“善”出发的唯心理性在很早就一路阻击了西方传统扑素的唯物理性。

或者说，在苏格拉底时代前后，西方远古人类一路传承下来的原本漂忽中的朴素唯物理性在现实中受到了各种強人从“善”出发的唯心论的撕扯。

而“善”的多元不确定性让人类走向合作的共性变得极其难以召集。如果人类无法召集共性走向大合作，那么，人类走向彼岸的最后一步就难以跨过。

中国人类在制度设计上以召集共性，让秩序优先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从而将人类个性张扬摆在第二性，是让个性服从共性有利人类实现大合作。

中国人类在文化形式中坚持百善孝为先。而百善之孝即百族之孝。并不是指一家之孝。而百族之孝，其祖先是采用了象形文字的传承法来实现的。

中国北方人类在6800年前建立的和平发展价值观。在当时还没有文字时他们就用一个人类易懂的同生共长的双鱼太极图来表达是极其智慧的。

一张简单核要的图，胜过一大堆的千言万语。正是因为伏羲理性图案的简单易用，才让中国人类一路上得到了顽强而持续的传承。

事实上，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也是难以统一于多元化个性需求的，中国是把制度的唯物落脚点选择在共性需要之上并适合张扬个性。

让整体人类持续的围绕着生存优化的活动并获得效率。生存优化即，各民族多元的文化，而多元的文化正是各民族差异化资源利用的需求。

生存优化的效率是社会发展关注的关键。中国社会很早就意识到：只有和平合作才是人类效率的依赖。和平合作是人类走向社会文明的唯一路径。

中国人类沿着唯物理性采用象形文字来巩固以往的成果和改善发展的方法，体现了一个类似开放式宗教传承体系和便于创新归集结合的特点。

中国象形文字机制的显著特点是便于后人在前人成果之上实现与世俱进的再创新并予以累加。这就好比形成了一个历年展的文明创新博览会。

生存优化，即文化，其核心是效率。从中可见：人类忙忙碌碌事实上真正的历程虽然走法各异，但仅有三步。天性>工具，货币>合作，国家>大同。

人类这三步，形成了人类历程上的核心价值。从中国文明史看到：人类依赖合作采用“包容和创新”是唯一能顺应人类实现这个核心价值的逻辑。

走向大合作的人类可以得到更多生存优化的机会，让前进中的民族在人类历程中高效的壮大起来。否则，脱群的民族就会走向小众化。

一个偶然的奉贤故事“三女逃亡”，引发了我和助手范娜的逻辑推演。终于让人类货币起源这个假设浮出水面。之后，我们对世界主要博物馆和中国1500多家博物馆征询后，在现有的中外史料引导下，在上海社科院及出版社支持下让《奉贤与货币起源》和《中国的货币起源》陈述了这个假设与史实，尤其是货币起源与历史逻辑的关联性。之后又得到了央视及教育台、国家发展网、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众多媒体以及各级领导，各路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教导。

随着货币起源理性追问的深入，我们发现:中国的理性居然是那样的独特，源头是那样的遥远，承接是那样的神奇，但曾被中外很多学者广为误解。

哈佛教授基辛格《论中国》，是在没看到中国文明起点的条件下，却论了中国，并以西方帝国逻辑为想象，自然的把中国看做成让人害怕的东西。

其实食肉动物的本性与食草动物的本性是天然的不同，双方武装自己的目的也各有不同。自然界河马的强大，是可以与食肉的鳄鱼和平相处的。

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在没看到中国文明不断原因的条件下却论了不断。这显然是在脱离源头逻辑的条件下，摆出各种个案现象完成了论述。

没有逻辑一端的论点显然无法形成理性。而很多学者与基辛格、克雷格一样在现象堆积中就导出结论，作为大学者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软肋呢？

中国历史渊源流长，但认可的文字历史却只有3600年。没有史料支持下的历史视角确实也是难找。主观误断的结论或许是因没有找到合适的视角。

确实的，中国唯物理性与世界各地的理性构成了很大差别。如果当今的大学者沿用西方主观唯心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唯物理性，显然难以解释。

沿着货币背后的理性引导，正如让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窗口，出现了在其他角度所看不到的历史。货币起源给人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角度。

因此，我们有责任来陈述,人类在脱离野蛮奔向文明的道路上，中国与各地人类依据各自条件奔向彼岸现象中所包含的理性。

4100年前中国开始进入货币时代，财富得到快速积累。而当时，埃及出现了部落王国，之后各地纷纷出现帝国，而为何唯独中国没有出现帝国？

从最早古文明看，同时代出现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而希腊文明是人类最早的岛国文明也是一支独立的融合式文明。

从人类文明最早形成看，人类生存的方式主要是由食物引导的采集和狩猎。采集后来形成了农耕文明，而狩猎最后形成了畜牧业文明。

从狩猎而言，是行最远者最难，而最难者最强。从采集而言，能对抗季节者最难，最难者最强。两者融合后，则表达为包容越多者创新越多。

于是，大陆文明今天形成了规模最大的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新印度文明并存。而岛国文明以日本文明单一最大。

人类各族文明基本是以现实生存条件为引导，尤其以饮食为引导。由此，也构成了人类宗教遗传因子的特点。而中医认为人类的药食是同源的。

如耐寒的，耐力强的要吃肉，体力支出少的则相对选择了吃素。引导的差异来了，遗传性也来了。生理遗传与理性传承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通过中西方理性的比较，可以看到，人类最为主流的一元的唯物论与多元的唯心论两股思想潮流的演变轨迹，其实是那样的简单而清晰。

人类是理性主导的。而思想是在找理性的。今天，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本源上是由地缘条件与生存优化价值观判断共同形成的。

以往很多差异性的民族文化今天已融入了包容性更大的国家体制。而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发展体在寻求地缘生存空间机会上先寻求政治创新。

因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全球化的来临，单一货币信用在转向信用全球化货币中，将让民族文化在一个国家体系中，处在一个立体的“兑换”之中。

这正如一家国际化的五星级酒店。各种生活饮食条件基本都处在跨文化的货币兑换的范围之中。让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扩张日益成为不可能。

人类利用工具数百万年没有让文明起飞，是因为一般的工具是人类用来改造自然的。而现实中货币创新不足会持续制约人类文明崛起的能力。

货币让人类在改造自然又改造自身的行动中获得自由。货币让人类有了改造自身的工具。人类从改造自身中真正得到了让社会文明起飞的力量。

人类理性是包容生存条件下走向合作的创新。而创新是针对人类生存优化效率的。未来人类奔向大同的路上，一定是货币在创新。

人类过程，发端于吃穿住行，而未来却依然还是。只是都在优化中，只在脱离野蛮中，只在奔向文明中。而这一切都处在货币的创新中。

所以，未来人类，仍然是货币机制在创新。

但货币又如何实现创新呢？

(作者：施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