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变法，二人多次唇枪舌战，各逞雌雄，谁都不服谁。王安石得势时，司马光只好躲去写书了，司马光后来得势，第一件事就是把老王的新法给废了，二人仿佛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集。有人说若不是司马光捣乱，大宋朝早就在王安石的变法下国富民强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熙宁二年（1069年），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赵顼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又任命支持自己的吕惠卿为助手，颁布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法令，统称新法。又任命40多人为提举官，分散到各地去推行新法。

当时，司马光作为保守派官员，虽然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但刚开始新法还未露出明显弊病时，司马光还是挺支持老王的，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对那人进行了洗脑教育。直到有一天，变法派推出了“青苗法”，司马光坐不住了，与吕惠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王安石

“青苗法”规定，春天粮食短缺时，农民可以向官府借粮以渡过饥荒，等秋天秋收后再还，并收取适量的利息。司马光驳斥青苗法：“老百姓把钱借给别人，还都希望多收几个利息，更何况官府借债，谁敢说个不字？”

吕惠卿说：“青苗法规定，谁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谁还强迫你借？”司马光说：“百姓愚昧，只能看到借钱的好处，谁能看到还钱时的坏处？”并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宋太宗实行和粜法的时候，规定：一斗米价值十钱，当时民间交易渠道的米没有这么贵，所以百姓都愿意把自己的米卖给官府。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钱贱米贵，官府还是以这个价钱收购百姓的米，和粜法反而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以后青苗法也多半会变成这样。

吕惠卿反驳说：“老百姓在当地买（借）米，就不用辛辛苦苦从南方调米（补北方的不足了），漕运省下的钱还可以供给京城。”司马光说：“东南地区钱少粮多，现在不买东南的米却要东南的钱，这不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吗？”有大臣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对的。”吕惠卿恼羞成怒，便指责司马光其他事来：你上朝穿破衣服，你没有儿子，你穷的揭不开锅了……（玩笑，但司马光无后是真的，因为他妻子不孕而他又不肯纳妾。）搞得宋神宗都听不下去了，指责吕惠卿：“你辩论就好好辩论，不要扯别的东西。”

当然，他们在这里吵翻了天，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结果还得拿事实说话。

客观来讲，王安石的新法本质上是不错的，但错就错在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青苗法”的春季借粮秋季还，本来不错，偏偏有些贪官为多得利息，强迫农民借粮，“不借不行”，到后来甚至官府不借出粮食，农民秋收后仍得还利息……

“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比如一家有两个儿子，就在农闲的时候派一个儿子出来，接受统一的军事训练，这样闲时为兵，忙时为农，既节省了开支，又增加了政府的军事后备力量，可谓一件大好事。但发展到后来，贪官借机盘剥：不管农忙农闲，也不管你家有几个儿子，反正每家必须抽走一个壮丁训练，而且一训练就不能回家，直到家人送上贿赂……

司马光

长此以往，连老百姓都受不了了，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宋神宗的母亲和祖母（皇太后和太皇太后）都天天找神宗哭诉，要他废除新法，宋神宗顶不住压力，动摇了，扁了王安石，司马光上台，新法就完全被废除了。

由此看来，王安石变法是图强，司马光反对变法是觉得新法对国家不利，二人本意都是好的。只可惜大宋朝已经满是蛀虫，好好的新法做着做着就变了味，利国利民的好法成了盘剥百姓的凶器，被废除也就成了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