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4524号《降魔变文》

《降魔变文》局部

何谓“变文”？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石室从王道士处带走的24箱唐人写本（另有5箱绘画本）里发现一种佛经讲经的特殊形式：既是散文的又有韵文的佛经讲经文本。这是既不同于佛经的散文，也不同于佛经的偈，更不同于中土的先秦至唐的散文。按郑振铎（1898-1958）的观点，这一写本的发现“是一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这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叫什么名字呢？郑振铎说，它叫“变文”。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插图郑氏收藏的变文

变文，1907年从敦煌流出海外、散落民间，到从海外（法、英、俄、日等）抄写摄影和民间收集、到草创时期的研究和向民众介绍等50年后，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民、启功、曾毅公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上下）》，于1957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变文集（上下）》共8卷80篇近60万字。变文，终于在一千多年之后复活。变文，终于有了一个较全面、较系统、较权威的汇集本出现。但是，“变文”一名的命名，似乎语焉不详。

笔者在《“增进听众的欢喜”——纪念郑振铎逝世60周年》（载2018年6月20日《中华读书报》第15版）里说：“‘变文’作为词条，在1915年初版、1964年修订版、1988年再次修订版的《辞源》里没有录入。‘变文’一词录入在官方的词典是1973年试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国内在线的‘百度’录有‘变文’，但却没有郑振铎，只有认为是变文发现者的罗振玉和后来编辑变文的周绍良、王重民等。”笔者这一说法，除了“变文”一名的命名语焉不详外，实际上在为郑振铎抱不平。诚然，郑氏并非注意和研究变文的第一人。自1899年（一说1900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后，敦煌文书就成了后来洋洋大观的世界性显学“敦煌学”的源头与根本。敦煌学里的若干分支、若干学科的命名，本就成了筚路蓝缕的学问。而这些筚路蓝缕的学者也就成了后世学科的开创者或领路人。在注意敦煌佛经的过程中，最先发现某种类似佛经又有别于佛经的文体，是晚清民初注重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王国维在1920年出版《东方杂志》77卷8号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里，把这种散韵结合的佛经讲经演唱的文体称为“通俗诗”。随后1924年出版《敦煌零拾》里，罗振玉将其称为“佛曲”。1932年，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专列一章讲解此文体，将其称为“变文”。并在1936年的《中国俗文学史》里用差不多100页专门讲此种文体。从“通俗诗”到“佛曲”再到定型的“变文”，中间还有一位大家讲过这种文体。这位大家就是精通梵语和知晓多种西域文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

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里，陈氏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此种由佛教演变之文学，贞松先生（刘案：贞松，罗振玉一别号），特标以‘佛曲’之目。”此文载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后集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在陈氏的这个注读里，我们发现：一、佛经本有长行与偈（刘案，即佛经颂词）共处，因此散文与诗歌相互共用在理在情；二，这种文体的演变也在情在情。因此，从通俗诗到佛曲到变文，“变文”，便因势利导而得名。得命者并非这三位大家。

《敦煌变文集》的“出版说明”讲：“在公元七世纪末期以前，我国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纪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并进一步指出：“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中间有说有唱。”这一观点和界定，事实上完全源于郑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3章“变文的出现”里，郑振铎指出：“原来‘变文’的意义，和‘演义’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这里，郑氏提及到的“变相”一名，很重要。所谓“变相”，就是指把佛经用图画画出来，并以这种图画的形式和方式，传达佛经的旨义和趣味。也就是说，佛经的变相（佛经的图画形式）就是一处通俗的佛经传播与讲解的途径与方式。何谓“变文”？为什么“变文”从郑振铎始？从这里，我们大约可知，郑氏称这种又讲又唱（刘案，佛经的唱颂音乐就叫梵唄）又散又韵的讲唱佛经的文体叫“变文”，显然源于佛教术语“变相”一词。由“变相”（画）到“变文”（文），既是郑氏的借用，也是郑氏的创造！

由于变文通过在海外抄写、摄影以及民间购买等更多地传入国内以及国内的注意与研究的深入。郑振铎不再满足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变文”的一般性介绍，1936年《中国俗文学史》里，而是作深入地研究和大众性普及。《中国俗文学史》里对“变文”的来龙去脉、变文的类型、变文对它之后的文学的影响等都作了前人从来没有过的注解。特别是在“变文”一词的来历和命名上，郑振铎指出：

一、在没有找到“变文”这个正确的名称之前，我们对于这个“文体”是有种种的臆测的称谓的。在这一题识下，郑氏否定了“变文”是“佛曲”、“俗文”、“唱文”、“讲唱文”、“押座文”等称谓。尤其是否定了王国维所命名的“佛曲”。在郑氏看，“佛曲”本是一成熟的佛经文艺形式。而这种文体与佛曲是不相干的。

二、“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郑氏专门指出“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郑氏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文体外全是外来的，尽管有可能是从中土的某种文体如“赞”有些关联。

可见，“变文”一词的命名完全为郑振铎氏所有。

但是，我们今日为什么看不到这些呢。在1957年《敦煌变文集》的“出版说明”里，丝毫看不到郑氏的影子。向达在《敦煌变文集引言》一文里，虽然讲到：“敦煌石室藏书发现以后，首先是王国维，后来的郑振铎先生的一些朋友们，才重视其中的俗讲文学和其他的通俗文学作品”。但对郑氏的研究成果只字不提，而只提这部《敦煌变文集》的几位编者。而“变文”一词的来历和意义，由何人最先解读和规范，更只字不提。幸好，这篇《引文》的最后一句，让郑氏的在天之灵有所安慰。这句话是：

“末了，我们还得感谢郑振铎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刘案，郑为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和帮助，我们这一部书是不会这样顺利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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