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成立初期，军种还不甚完善，军制方面也与国外先进军事国家存在较大差别。在诸军种中，陆军人数最多，海军次之，空军刚刚组建，还未成系统。

陆军由于新旧杂存，成分复杂，加上战事一了，问题丛生，各方面亟需整顿和改革，以缓解财政困难，适应新形势下军队发展的需要。

民初陆军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裁减军队，二是改革军制。

民国初年，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影响，各省民众与学生积极参军，导致全国陆军兵力猛增。

但是，因大多从军者未受到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军队纪律十分涣散，军队战斗力低弱，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民初社会的安定。

而且，因战乱已过，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要求裁兵的思潮，人民要求政府裁减军队的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迫于财政困难，积极推行裁兵政策，并强烈要求各省都督认真执行裁兵事宜，确保裁兵工作取得实效。

尽管北洋政府对裁减军队作出了较大努力，终因裁兵缺乏统一的中央机构以及各省都督对裁兵认识不一等因素，裁兵工作最终收效不大，但政府的裁兵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顺应了民初社会形势的要求，起到了缓解政府财政困难和稳定民初社会局面的作用。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袁世凯统治初期，全国不仅陆军人数众多，也存在军队素质低下、军纪涣散等诸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致使民初裁兵形势严峻。

一方面，在全国陆军人数上，受辛亥革命的冲击，各省份陆军兵力纷纷暴增，仅湖北一省就有兵员近10万人。第5军军长朱瑞曾指出辛亥后“仓碎招募，浮滥居多”，即向中央献策，要求裁兵。

最主要的是，在全国近百万陆军中，民军人数占2/3左右，数量上多于北洋陆军，这显然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准备借裁兵之机削弱革命军的实力。

而且，由于大部分参军士兵缺乏严格的训练教育，使得民初军队纪律十分败坏，官兵悠意滋事生非，损坏了军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黄兴曾致电袁世凯，指出民初军队仓促招募，致使“不教之兵所在不鲜”。黄兴之子黄一欧曾回忆道:“南京城厢内外，抢劫案件时常发生，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另一方面，民初财政困难，导致军饷拖欠现象十分严重，军心动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黄兴曾说道:“国家岁入，断难养此多数兵额”，“舍裁减军队外，别无他法”。

政府曾下令要求各省整理财政，认为“民国建设，以财政之整理与否，为存亡生死唯一问题”，可见北京政府对财政的重视程度。

鉴于军队骤增、军纪败坏、财政困难等原因及稳定社会的需要，裁军成为社会各方的共识，北京政府裁减军队势在必行。

1912年4月7日，整顿军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民初裁军工作由此拉开了大幕。

因为裁兵工作涉及到政府、社会及官兵等各方面的利益，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因此需要统筹全局，详细规划，循序渐进。

如何安置被裁军人是政府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为此，北洋政府进行了精心规划，以保证裁军工作顺利开展，确保裁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912年4月初，北京政府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就有关裁兵问题展开讨论。在会上，陆军总长段棋瑞建议暂不裁撤军队，待查看情形后再行决定，以免引发军队动乱。

不久，袁世凯发表对裁兵的看法，要求“每省不得过一镇之数”，同时对于被裁士兵，则资遣回籍，充当警士，可兼收保卫地方与节省军铜之效。

同年5月，总统府再次召开高等军事会议，讨论遣散军队的办法，决定“每名给洋二十元，军官给慰劳金、休养金，分三等九级”，对于军官与士兵，实行不同的安置办法。

5月21日，总统府连续召开会议，段棋瑞称“兵最易散，今觉其难者，全由军官挟兵以固其地位耳”，应该“一面资遣兵目，一面安顿军官”，决定“每兵各给二十元，牟目加四元，各送回原籍”；对于长官，采取优待办法，慰劳金和休养金均采取三等九级制，慰劳金从二十元到八百元不等，一次性发完，休养金从十元到二百五十元不等，分若干年发完进一步完善了被裁官兵的安置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裁兵主张，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将被裁士兵改为巡警或警士。二是效仿古代，实行屯田制度。三是发放遣散费。

此外，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一些革命家也支持裁兵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其中，相继提出了各自的裁兵主张和理论。

比如，黄兴在1912年3月11日致电袁世凯，指出可以“移南方业已编成之军填扎北省”，如此以来，“在南方可节饷需，在北方得资保卫”，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