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年(1785)的正月里，三千多名老头儿从四面八方赶赴京城，于大年初六这天在朔风凛冽的紫禁城中集结，等待一睹天颜。这些人有亲王、郡王、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回部伯克、西南土官、大臣官员，以及士农工商等，都是些年过六十的老者。他们进宫是为赴宴——乾隆皇帝的干叟宴。

乾隆一向爱热闹，好出风头，深以为自己执政的这五十年政通人和、盛世太平，决定搞一个大活动。名义上是向他的祖父康熙皇帝致敬，但乾隆千叟宴的人数是康熙那次人数的两倍有余。

筵席摆在乾清宫，只有位份高的王公大臣才有机会坐在殿内和廊下，其他人等只能坐在丹墀甬道。顷刻，中和韶乐高奏，鼓乐齐鸣，乾隆老爷子闪亮登场，升入宝座。鸿胪寺赞礼官赞行三跪九叩之礼，三千老者同向皇帝叩拜。接下来，还有奉茶进爵(进酒)等一套烦冗复杂的仪式。算下来，可怜这些老人家，尚滴水未进，就已经在严寒中四跪十三叩了。

赴宴者AA制

每年元旦、冬至、万寿节三大节午正时刻，清廷按例在太和殿举行盛大宴席。宴桌分设在数个地方，皇帝御宴桌设在太和殿正中地平上，台下设内外王公、额驸、蒙古台吉及回部的伯克等人宴桌；理藩院尚书、侍郎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人的宴桌，设于太和殿前廊下，二品以上世爵、侍卫大臣、内务府大臣宴桌，设于在太和殿月台前临时支搭的黄幕内；三品以下文武官员宴桌，设在太和殿院内临时支搭的八个蓝布幕棚内。太和殿大宴共设210席，皇帝御宴桌由内务府恭备，其他宴桌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恭进。

注意到没有?只有皇帝那桌是由内务府备办，其他桌由王公们“恭进”。太和殿国宴的费用并不是全部由国库承担，有爵位的王公们必须“见者有份”。酒席所需的羊与酒都需要王公按爵位等级进献：亲王每人进八席，郡王五席，均进羊三只、酒三瓶；贝勒进三席，贝子二席，均进羊二只、酒二瓶；入八分公进一席，羊一只，酒一瓶。羊得要是大蒙古羊，酒每瓶十斤。

不但不能白吃白喝，还得“自备碗筷”。进献的席面还需包含餐具。以亲王进献的八席为例：其中大席一桌，银盘碗四十五件、盛羊肉大银方一件、盛盐银碟一件。随席七桌，每桌铜盘碗四十五件、大铜方一件、盛盐铜碟一件。

这招真是高明，不但能减少国库的开支，还能增进王孙贵族的使命感与参与感。对于内务府来说，更是省事省力，或成最大赢家。

搭起蒙古包的宫廷野宴

满族本身是游牧民族。清朝建国初，用联姻和结盟的办法，笼络了漠南蒙古族，成为清朝最可靠的盟友。到了康熙时期，平定了漠北蒙古外札萨克等四部落。这些部落为表示投诚忠心，每年以九白为贡，即：白骆驼一匹、白马八匹。以此为盟信。每年蒙古部落进京献贡后，康熙皇帝都会设宴招待使臣，谓之“九白宴”。及至乾隆时期，好大喜功的十全老人更进一步，办起了“大蒙古包宴”——“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清·昭裢《啸亭杂录》)。

数十座蒙古包在园中搭起来，重门拱卫，星罗棋布，与皇家行营的规制相仿。大蒙古包宴一般在中秋前后举办，大宴三天。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曾有幸得见，他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述：“幄中一切陈设之物，如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而壁绒、帷幕、地毯、灯笼、缨鏸、窗帘之属亦无一非精品，而且颜色之相配，光线之选择，无一不斟酌适宜，置日光间，目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交错。被亮瞎双眼的马戛尔尼感叹道：“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大蒙古包宴除了喝酒吃肉，还有诸多游戏活动，如“塞宴四事”：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乐舞)、教跳(驯马)、布库(相扑摔跤)这在清宫死气沉沉的宴会中可谓一支清流。

乾隆十八年(1753)冬，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由其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率领所属三千多户、一万余众离开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投奔至清廷管辖地乌里雅苏台。乾隆皇帝龙心大悦，深知他们的归附对安定战乱频繁的准噶尔部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遂大加封赏。第二年五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隆重的大蒙古包宴，热情招待了他们，给予了VIP特别待遇。

宫廷画家郎世宁奉旨对这次宴会进行了纪实性描绘，作《万树园赐宴图》。我们能看到，在大黄幄殿内，以及殿外的空地上已经摆好了筵席，而画面左侧的帷帐外，御厨门正忙着在一口大锅里煮肉，并端出准备好的饽饽。满蒙饮食习惯相近，归顺的蒙古人看见这样的大块肉食想必应该很有亲切感。吃得到一处去，方能谈得到一处去。大蒙古包宴对巩固满蒙联盟功不可没。

万树园赐宴图

进宫赴宴，费时费力费钱，吃的也不过如此，仅仅是填饱肚子。更多时候连填饱肚子都来不及，全忙着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了。不知道各位大人在进宫前是不是已经在府中“打底”，垫了几口。否则以一般人的体力和耐力，还真是撑不过大清国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