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徐州城内百花次第盛开，红的白的黄的绿的，一团团，一簇簇，开得恣意绚烂。徐州太守苏轼领皇命，由徐州调任湖州。为感谢皇恩浩荡，他到任之后，作了《湖州谢上表》。

此时，他的冤家对头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归隐金陵。宋神宗赵顼改年号为“元丰”，这个年富力强、雄心壮志的皇帝决意亲自主持变法。

王安石变法期间，新旧两党斗争激烈。旧党领袖司马光曾写长信致王安石，称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生事”二字，从此成为攻击变法的常用词汇。生性旷达的苏轼，对变法也持保留态度。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新进”一词，乃是苏轼对王安石所引荐新人的贬称。

巧言善辩的苏轼在谢表中暗藏机锋：“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几句话，捅了新党的马蜂窝。

时年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上奏，援引“新进”“生事”等词，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

仅凭一篇《湖州谢上表》，还定不了苏轼的罪。但是，也许他命里该有这一劫，好巧不巧的，他的好友驸马王诜编辑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适时出版。这给御史台的“新进”们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御史舒亶苦心搜罗证据四个月后，上奏弹劾苏轼：“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由是坐实，在湖州太守任上被羁押入狱，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指御史台。御史台内遍植柏树，柏树森森，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牵连甚广。据御史台申报案情，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29位大臣名士收藏苏轼讥讽文字，并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等人一并处死。所幸，大宋王朝并无“盛世而杀士大夫”的传统，苏轼幸免于难，于元丰三年二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无“签字权”。

苏轼是幸运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幸运的。如果不是有幸生在宋代，可能世上并无“苏东坡”，中国的文学史也会变得寂寞和黯淡许多。

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来就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自秦朝始皇帝开始，历朝历代屡兴文字狱。若论文网之密、量刑之重、牵连之广，尤以清朝为甚。康熙朝刑部侍郎徐乾学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孙徐骏，便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上了断头台。徐骏一向“身在曹营，心存汉阙”。他画紫牡丹图，题诗说：“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晚上听到老鼠咬衣服的声音，他吟诗说：“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是明朝。”他到京城去，也要写一首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他出口成章，冷嘲热讽，倒是图了一时之快。清廷却是忍无可忍，最后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了。

封建时代，就算以清谈著称的魏晋朝，等闲也卖弄不得。比如“竹林七贤”的嵇康，一向鄙薄官宦，不慕权贵。所以大将军钟会慕名来访，嵇康可以视若无睹，自顾自打他的铁。钟会耐心等了一会，自觉无趣，起身准备离开。嵇康本来打铁打得好好的，却忍不住多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是省油的灯，针锋相对回怼了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回去后郁闷难消，找机会罗致了一个罪名，让广陵一曲成为绝响。

相比较而言，宋朝算是一个宽容开明的封建王朝。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宋朝积弱不振，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解。国学大师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经济之繁荣，可谓前所未有。西方史学界多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宋朝之盛，得益于统治者的开明。宋太祖赵匡胤对文臣的优待礼遇尤让宋人感念：“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

赵匡胤曾在太庙寝殿立下“誓碑”，要求后世子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还用法令规定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辱骂公卿，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朝历代皇帝都牢记这一祖训并严格执行。他们对士大夫的谦逊态度，很多在现在看起来也让人不可思议。

在宋代，臣子就算烧了皇帝的诏书，也算不得一件事。宋真宗派人带着他的亲笔诏书去见宰相李沆，拟封刘氏女子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诏书烧掉了，还特意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你只管说我认为这不行。结果是，“此事遂罢”。烧了皇帝诏书，力拒皇帝封妃，到最后竟然安然无事，真不晓得应该表扬李沆胆子大，还是应该为皇帝的心大点赞。

力排众议、锐意变革的宋神宗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胸襟的皇帝。有一次，宋神宗对理学家程颢说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听了很不高兴，话就说得不太客气：“陛下奈何轻天下士？”你怎么可以轻视天下读书人呢？宋神宗立刻“耸然”答道：“朕不敢！朕不敢！”

又有一次，大臣韩琦和宋神宗聊天，忽然兴致来了，以皇帝的长辈自居：“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你这个皇帝要是做得好，我就很有面子，要是做得不好，我会感到惭愧。韩琦为人臣子，这话就算说得再客气，听起来也总有一些怪怪的味道。但是在场的，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竟然都不以为忤。

宋代皇帝的仁慈开明，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就算在风气开明的宋代，就算是名满天下的苏轼，遇到不该说的最好还是闭嘴。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开明都是有限度的。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任何人，没人喜欢总听坏话。

苏轼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如果任由其诗词传播，对新政的推行极为不利。这或许是宋神宗默许抓捕苏轼的重要原因。在狱中的苏轼并不好受，“诟辱通宵不忍闻”。苏轼饱受摧残，作《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巨大的压力下，他已经作好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最坏打算。

然而，诗案刚刚了结，苏轼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如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辩才无碍的苏轼，嘴巴总是不关门的。光凭这首诗，御史台如果再要追究起来，他免不了又要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