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的读者，这样说，可能不会过分。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讲，能够做到这种知名度的应该很少。即使对金庸作品不感兴趣甚至有所反感的人，恐怕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读者就超过了1亿人。金庸对于当代华语世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很少有其它的作家能够达到。所以人们说，金庸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神话，这样说我想也并不过分。

金庸以其武侠小说创作被世人所认知，但其影响又远远的超越了文学领域，单纯从文学或艺术角度来分析其影响的产生，就难以解释很多由金庸引发的各种问题。金庸作品的问世，本身开始一种大众传媒商业运作，单纯从作品的文学艺术角度是无法解释这一传媒商业运作的。而且金庸的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产品，赢得大众的欣赏从而获得大众消费者的消费是一个主要目的，这样，它就同普通的艺术作品之间有了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对大众文化进行深入剖析，才能更清楚的认识金庸作品的诸多意味。所以说，金庸及其作品不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变成了文化现象，仅仅通过对其作品进行文学艺术分析已经无法认识或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金庸这一文化符号的内涵，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文化某种变异的轨迹。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结束《鹿鼎记》，创作生涯近18年，这对一个作家来讲，并非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此前此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之外的其它写作非常之多，例如史论、政论、文化评论、随感、社论等各种文章，但影响远无法与其武侠小说相比。金庸的武侠小说有15部，数量也不大，相对于同时代的梁羽生、古龙、卧龙生等人来讲，要少的多。但是，相对于其它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影响力要大许多。

虽然我们可以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对金庸作品进行分析，从而确立其艺术价值，对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来讲是完全可行的，但这种研究对了解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金庸小说，并非很有作用。关于金庸作品分析的很多论战，也正是由于是在此层面进行的，所以很难形成一种文本之外对话的可能。例如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以及其它的文章，对认识金庸作品的文学价值有非常独到而且全面的认识，甚至提升到了“文学革命”的高度来看待，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在这段不长的评价中，严家炎先生使用了“文学的神圣殿堂”和“文学宫殿”两词，对金庸作品的意义进行升华。其实，这也隐含着说明，对这种文学研究，同样是基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二元对立甚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分析，传统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评价，而且严家炎先生其它的对金庸作品分析的文章，也证明了金庸作品，的确有起独到的艺术魅力，但是，如果对金庸作品的分析仅止于传统文学批评认知的基础之上来进进行，则显得单薄了许多。因为，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中，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不成功的地方也非常至多，很多批评着的意见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或者无理取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