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传统的男权社会，女人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女人饱受各种传统思想、社会观念的束缚与压迫。到了清朝，女人缠足现象流行，女人再次遭到精神与肉体的严重摧残。晚清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国人的意识也在觉醒。尤其是随着出洋留学的增加，几乎每个女留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要推动中国女性的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在这些人中，有几个人非常活跃，或可以说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今天的女人真的要感谢她们。

大家熟知的秋瑾，她不只是热衷革命，还是一位追求女权的人。敢于革命的人，必然有决绝的勇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革命首先就是要反抗对女人的封建压迫。秋瑾的性格，从小就很叛逆，穿衣打扮与做事风格都像男孩子一样。为此，她自比是花木兰在世。

秋瑾如此性格，但也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丈夫完全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婚后的秋瑾通过朋友对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又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子，她们为秋瑾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秋瑾决定留学日本。

在日本，秋瑾看到日本女人可以识字看报时，深感中国女性解放的重要。她与其他女留学生一起，将“撂荒”的共爱会再次重建，创办《中国女报》，致力为中国女性解放为目标，为女性平权呐喊与奔走。共爱会，就是一个专门为女性主张权益的组织，本不是秋瑾创办，但在秋瑾手里，再次恢复生命力。

秋瑾对女性的解放有诸多精彩言论，如“欲结二万万大团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机关使我女子先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建于大学明世界。”为此，秋瑾还专门创作了《勉女权歌》，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对于女性的解放，秋瑾认为，首先要从解放女性的脚开始。女性缠足这一封建陋习让秋瑾深恶痛绝，其实，当时国内已经产生“天足运动”，各地建立了很多致力于女性不缠足的“天足会”。这场运动有了秋瑾的加入，影响力大幅提升，很多觉醒的女性纷纷响应秋瑾的号召，拒绝缠足。

秋瑾应该是当时追求女性解放最著名的女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女性参与其中。如共爱会的创始人胡彬夏等人。

胡彬夏没有秋瑾那样叛逆的性格，但同在日本留学的她，同样致力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当时，在日本的女留学生，仅有十余人，大家在一起，时常为中国女性的处境感慨，决心要做些事情。在胡彬夏、林宗素、曹如锦等的发起下，共爱会成立。共爱会的宗旨就是“以二二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公民之天职”。

相比秋瑾，胡彬夏更具理性，也更有见地。她认为，女性不仅要多读书，还必须有一番作为。女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觉醒，改造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改造家庭就是改造社会。其实，胡彬夏的观点与今天所讲的女人要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差不多。

再说与胡彬夏一起创办共爱会的林宗素。这也是一个思想很另类的女人，10岁开始就拒绝缠足，从此与传统观念决裂，与封建思想势不两立。她在去日本前，就曾在上海就读爱国女校，逐渐开始产生女权思想。日本留学后，进入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在日本期间，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与女性有关。在宣传革命的同时，她一直号召女性团结起来，一起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努力。除了创办共爱会外，还有什么“拒俄同志女会”等。

林宗素的特点是，鼓励女子参政。当时有个中国社会党，林宗素鼓励女性加入该党，希望“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从改良女子教育方法，加入各种政治结社等方面入手，而开展活动”。

在当时的女留学生中，有一位名字比较有意思，那就是吴弱男，她的妹妹叫吴亚男，也在日本留学。从这两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家长的男权思维。这两个姐妹对自己的名字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吴弱男很早就坚定了追求女权的步伐。当然，名字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父亲比较进步、开明。她老爹虽是清朝官员，但绝对是进步人士。受此影响，她于1901年就去了日本留学，是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之一，秋瑾都要晚她三年。

吴弱男（中）与丈夫章士钊及三个儿子

吴弱男在日本就读的是女子学校，专业是英文。相比其他人，吴弱男的思想更西方化，尤其是后来还曾到英国留学。她在投身革命的同时，就是宣传女性解放，促进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有意思的是，她嫁给章士钊，生了三个儿子后，章士钊开始偷偷纳妾。这让吴弱男非常不满，一直追求女权的她怎能容忍丈夫如此“沾花惹草”，两人大吵一架后，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远赴欧洲定居。

除了女留学生外，还有一位外交官的夫人——单士厘。此人作为官员家属赴日本。相比秋瑾、胡彬夏、林宗素、吴弱男等人，见识广、受封建压迫比较少，思想更开明。单士厘跟随丈夫在欧洲工作长达10年之久。在日本学习期间，还热衷日语，进步很快，曾任翻译。为了启蒙中国女性，她翻译了很多关于日本文化、政治等方面书籍。

相比其他人，单士厘的视野更开阔，没有革命思想，但在追求女性解放方面，没有秋瑾等人激进，更没有胡彬夏等人那样有深度。单士厘做的比较简单，就是呼吁女性要解放思想，走出家门，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移风易俗，仅此而已。外交官的夫人其实也是农家出身，但长期享受着朝廷的厚恩，不可能号召女性投身革命，改造社会。

追求女性解放这事，女人在做，也有男人在做。比如陈天华、邹容等人，男人呼吁女性解放，与女性不同。身为同性，女性能感同身受。而男性更多是从革命的角度，呼吁女性解放。比如陈天华就说，“凡我女同胞，急急把脚放了……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大多数妇女吐气……我看妇女的势力，比男子还要大些”。也有男人认为，女性接受新思想可以，但做个贤妻良母就够了。读那么多书，甚至还要参政，实在没必要。

一生致力追求女性解放的这些女人，都可以称为女权运动的先驱。在一百多年前，她们突破旧思想、旧势力束缚的勇气与决心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她们这些人普遍死的比较早，或许她们想不到，仅仅几十年过后，广大女性的地位就得到了翻天覆地的逆转，“半边天”几乎变成了“多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