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读诗，又或是读词，常常会觉得不由的“悲”从中来。

或是情场上的失意、或是官场上郁郁不得志，似乎诗和词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古人表达内心愁苦的载体。

即便是盛唐时期，潇洒如李白这般，也有着《悲歌行》、《怨情》和《独不见》等等借景伤情的作品，更莫说见证过大唐盛世，又在安史之乱后体会中唐衰景的杜甫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古人在诗词中流露的多是悲伤失望之情呢？

战争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 屈原《国殇》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的《凉州词》

战争频繁

从春秋战国到唐盛宋衰，古人们经历的战争有记载的次数多达2534次（来源，《中国军事史》），其中，征战最多的时期即春秋时期的384次，就算已近统一，相对和平的秦代都有9次之多。

要知道，在冷兵器，战法阵型固然重要，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双方的士兵数量。

因为是冷兵器近身相接，所以无论胜负，双方的伤亡都是无比巨大，这也就造成了许多家庭在一场大战之后只剩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甚至在病历稀缺的时候，唯一的孩子也要被征调前往战场，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女眷，甚至很多女眷也因为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而自杀身亡。

出征时间长

因为古代打仗人员调配多以步兵为主，所以出征多以步行，假设从西安走路到北京，光是路上耗费的时间都要一个半月之久。

而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个半月的粮食和花销是纯粹的“消耗”。如果对方坚守不出，那么是对峙还是围城，无论如何都又要加上一月半月，打的下来还好，打不下来回去整顿一番又要重新来过。

参考诸葛亮六出祁山（实为两次），将原本富庶的蜀国征的是怨声载道，最后也没能。所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着实取情于景，将战争带给百姓沙场之外的悲哀倾诉的了出来。

仕途

阖扇未开逢猰犬，那知坚都相草草— —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科举

说到仕途不顺，脑海中不由的就会冒出杜甫的名字。要知道，唐太宗和武则天是在盛唐时期创立和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而年轻时的杜甫却不似后来这般沉稳，睿智。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自信过头的自负，而这种自负，也造就了杜甫第一次的失意。

而后来，玄宗纵情声色，科举把持在一些贪官污吏手中，此时的杜甫就算是再有才气，但凡有批评朝政的一丝想法，都注定与仕途无缘。

而科举制之前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在后期违背了“不计门第”的初衷，造就了保持三百年之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局的局面。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嵇康因不愿依附司马家而被害，山涛和王戎却因功利心极重而对司马家略献殷勤后得以官居高位。当时的九品中正制，无非就是比谁和权臣关系好罢了。

理想化

才华横溢的人会怎样认为自己？

我们都知道李白潇洒磊落、傲物不羁，诗词又多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那么比之官场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鲜明的反差也是大多数诗人无法融入官场的主要原因。

再者，诗人大多寒窗苦读数十载，除了书本字画，对人际交往有莫名的抵触。文人喜欢读的是什么？要么是虚空架构的小说，要么是圣人之所言，这些文章灌输的都是一个安静和谐的社会，当熟读这样文章的人见到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又怎么去保持一颗平常心与之共事呢？

就像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一个不肯摧眉折腰的人，你又指望他能在官场上走多远呢？

诗人的诗词能被后世所流传，就是因为这些诗句里流露出最真挚地情感，无论是悲是喜，也无所谓百姓高官，诗的精华也都在一代代相传。

也许说古人的诗词皆是大悲有些片面，但悲伤却更能够引起人的共鸣。只有在落寞失意之时，才不会去刻意堆砌辞藻，想着如何完善心中，和诗句中的理想。诗人就如那官场上的池中之莲，出淤泥而独清，或有悲愤，却依旧敢于直抒胸臆，也许，这才是诗词该带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