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的改革旗手，我们是应该承认的。要知道，当时鼓吹“变法”在要冒杀头危险的。在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没有经过中国上、中、下层政治的历练，缺乏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的老大帝国行政的经验，他提出的很多改革的措施，今天看起来简直幼稚可笑。

例如，他为了让光绪皇帝摆脱京城守旧势力的缠绕，打算让皇上迁都上海。试想，若慈禧知道了迁都的内情，皇上能出得了京城吗？再如，他竟然鼓动湖南人毕永年领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要知道，戊戌变法的启动是得到慈禧的首肯的。改革要杀最高领导人，这合适、稳妥吗？

康有为曾对荣禄表示，只要杀了几个大员，改革就能立马见效。还有，清朝政府确实冗员遍地，康有为等提出的裁减冗员的措施非常激进，没有安排好那些下岗失业人员，以致引起京城震动。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实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仿佛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20至21日获知此事，感动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历史的教训是：改革者一定要将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激进的改革往往引起守旧势力的反扑，功亏一篑。